作家莫言成了第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之前，二○○○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高行健，然而在正式纪录上，高行健是个法国人，长期在法国居留，而且因为强烈的异议色彩，其人其作在中国事实上难得一见，更少有影响力。

　　不管从现实国际政治，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上看，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竟然没有一个中国籍的得奖者，毋宁是件显眼、碍眼的欠缺。是到应该要修正这项欠缺的时候了。

　　在中国籍的作家中，莫言的确具备最佳的得奖条件。从最外围的条件看，他的作品被译成西方语言的量与质都相当高，过去十几二十年，他和国际文坛的交流互动，也远比其他中国作家要来得密切得多；莫言还有一个经常在各种场合宣扬他文学成就的超级大粉丝─一九九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这也大大有助于提升莫言在国际文坛的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之後的文学，前有先锋与寻根的分派，後有都市与乡土的区别，三十多年的历程，莫言几乎全程参与，而且始终站稳着寻根与乡土这一边的立场。很显然的，从外国、尤其是西方的眼光要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家作品，寻根、乡土会比先锋、都市来得吃香得多。

　　先锋的文学技法，基本上源自西方现代主义，再加上一些拉丁美洲的实验写法，都市题材更是旧有传统生活被破坏、扬弃後才产生的，这些文学内容都是西方读者熟悉的经验，但却无法立即和中国、“中国性”联系上。

　　莫言的小说，从最早的《红高粱家族》到最近的《蛙》，一直都有饱满的“中国性”，因为，那样的情节、那样的语言，甚至那样的叙述，只能出现在中国。他的小说，即使透过翻译，都还能快速、直接地传递给西方读者强烈的异国感受，吸引他们的阅读注目。

　　同属寻根乡土的贾平凹，没有莫言那种恣意豪放的文字，贾平凹的文字，够乡土够特别，但却是几乎无法翻译，译成别的文字立刻就失去了光彩魅力；同属寻根乡土派的李锐，没有莫言那种放肆纵横的想像力，与可以随意变换节奏的戏剧张力。从国际推介的角度看，莫言还真是没有敌手的第一人选。

　　换句话说，莫言本来就具备了最完整的写作成绩，由他中选为第一个中国籍诺贝尔奖得主，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不过，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文学硬核内里，莫言的作品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并不只是写了迎合西方口味的中国情调而已。

　　就文学论文学，莫言的一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层次、极其迷人的乡土语言，一接触他的作品，任谁都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乡土特质，但仔细阅读、分析，我们却会发现，这样的语言，绝对不是山东高密的老乡们，真正会说出来、能说得出来的；莫言的语言一方面保留了乡土味，不随意掺夹城市文艺腔，一方面却又能够用来描述最混乱的多角场面，表达最深刻最复杂的情绪变化；还有，即使是从来没有去过山东、没有听过一句山东方言的读者，也能进入这种语言中，完全不感隔阂。

　　莫言的另一大成就，在于创造了一个既写实又迷幻的乡土，他笔下的山东高密，其实只存在他的想像中，那不是历史上或现实里的乡土，而是他凭藉着一己的文学壮笔，重新塑造的一个家乡，一个比历史或现实里的家乡，都要更精采更复杂更丰富更迷人的虚构的家乡，一个许多人都能理解认同的奇幻家乡。

　　莫言出身解放军，长年保留着“作协”干部的官方头衔，加上前一阵子参与抄写《毛主席延安文艺谈话》的内容，因而不时引来“红色作家”之讥；不过，在小说写作与表达上，莫言绝对不是一个“乖乖牌”，他的魔幻笔法远离社会写实主义信条，他对于女体与性的执意、近乎耽溺的刻画，也显然和强烈的清教徒倾向大异其趣；更重要的，他写过夸大讽刺贪官污吏的《天堂蒜苔之歌》在先，最近又写了探讨“一胎化”政策的《蛙》。

　　不论是否同意莫言的立场，他的作品的确足以增添我们对于人间社会的不同理解，我们愿意对瑞典皇家学院的决定表示敬意，更愿意热忱恭喜莫言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