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莫言在老家山东高密接受众多媒体的采访。他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 图/CFP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揭晓。“MoYan”，当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代表轻声说出这两个单音节字，十分之一秒的静场过后，现场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欢呼与掌声，听得出来，这是远在瑞典的中国记者们自然而然的第一反应，代表了所有热爱自己的、同时又与世界互动着的文学、文化的中国人的快乐与自豪。57岁的中国作家莫言，成了第一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
记者昨夜联线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众议和白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光东等专家，他们共同认为：莫言获奖的意义超越了他个人，这是中国当代作家整体水平的一次证明。同时，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莫言，标志着这一奖项的考量标准“回归”了文学性，“回归”了文学读者。“莫言的想象力通行全世界。”陈众议说。
“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
“为什么莫言受到诺奖评委会的青睐？最重要的是他的想象力。”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研究员陈众议认为，“莫言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迸发出来非常大气，充满了澎湃激情，并且一直在自我超越”。他说：“他的想象力来自现实、来自生活、来自中国民间传统，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这方水土不可割裂；同时他的语言不过分雕琢，流畅丰沛、一泻千里；而他的作品在译介到国外的过程中，文学价值的流失较少。”
评奖委员会评价莫言的文学成就，称他“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但是以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为出发点……”此说可谓恰当。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让莫言在小说技法上“开窍”的两位重要导师。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各种现当代文学流派涌进中国，着实给一批年轻的写作者造成了冲击。但是，“到了1987年我已经意识到必须‘逃离’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他们，否则就像挨着两座火山，会把自己给灼烧了。”莫言昨天获知得奖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回忆。
“也许莫言的作品确实能让人想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由此你也可以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体系还是西方式的；不过我个人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本土作家，他关注的永远是中国的农民，人们通过莫言的小说可以看到50年来中国农民的经历和感情世界，他总能把农民的情绪和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体现得异常饱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说。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莫言作品研究者王光东认为，莫言独特的世界性文学价值恰恰是在“逃离”之后激发出来的——“他一方面可以说很先锋，西方的技法借鉴得比较多；另一方面，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他重新发现和复苏了中国民间文化传统，民间的想象和力量，我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价值所在”。王光东教授说，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世界各地的生活经验渐渐趋同，文学更应该有一种自觉，“越是全球一体化，我们越要有民族化、本土化的意识”。
中国有成群结队的好作家
得知获奖，莫言说了一句话：“实际上有资格问鼎诺贝尔奖的中国作家成群结队，我只是比较幸运。”这话透着他一贯的谦逊低调。
近些年来，不少评论家都认为中国作家的整体水平应该被诺贝尔文学奖“正视”。陈思和告诉记者，他得知莫言获奖的消息并不十分意外，“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刚刚成为继《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之后第三部被翻译成瑞典文的作品，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他在欧洲的影响已经比较社会化了。”在陈教授看来，近十年来，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悬念”随着海外文学版权的商业化运作越来越成熟而越来越没有悬念。“过去我们一直抱怨、呼吁，形成了所谓的‘诺贝尔情结’，但那时候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方文字的很少，外国读者无从了解中国的小说与诗歌，后来西方一些汉学家如葛浩文等，翻译并研讨了一批中国文学作品，把影响扩大了些，但还局限在高校里。”陈思和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格非等一线作家的作品几乎已是出一部翻译一部，而且都是国际上最大的一些版权图书公司在做商业化操作。这就使得我们目前有一批作家与世界文学发生了相对对等的沟通，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莫言获奖不是他一个人获得肯定，而是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一次证明。”
“说实话，我这些年对诺贝尔文学奖选出来的结果是悲观多于乐观多于尊重，”陈众议说，让他惊喜的是，这次的结果表明诺奖回归了文学——“诺奖大概也意识到应该变变口味了，不然就快被读者们‘抛弃’了”。白烨也认为，从莫言获奖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自身正在做一些调整：淡化非文学性因素，强化文学性因素；收敛欧美化因素，扩大世界性因素。
连说“马上要回到写作中去”
昨晚传来的消息，让许多与文学相关和不那么相关的人都生出了多种多样的感触，正如一位网友昨夜发出的微博：因为莫言，今晚我们都是文学评论家。
也许在所有人当中，最淡然的是莫言本人。正在家乡高密的他看不出一丝多余的兴奋，接受采访，他反倒在历数手头几部写开了头或备好了素材准备写的小说和剧本时，表现出了较高的兴致，连连说“等这一阵的社会活动过去，马上要回到写作中去”。
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莫言曾出席书展主题论坛活动，与王安忆、刘震云和毕飞宇等茅盾文学奖得主共话读书与写作生活。当时，莫言说了这么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些文学经典就像一座座高山，在它们面前，继续写作的意义显得有些含糊。我也曾想，是不是该放下手中的笔，去做点别的事了？但手中的笔却始终放不下，明知道这个坎过不去了，还是一次次去迈，这是人的伟大与无奈之处。”莫言还为自己的笔耕不辍找到了一条更“高尚”的理由：“陪练。”他说：“100个作家中说不定能出一个超越自我、创造经典的，那其余99个就算是当陪练了，也挺光荣。我现在的存在价值就是当陪练，激励其他的作家继续写作。”
现在，有这位诺奖得主当“陪练”，中国文学是不是能有更强健的未来？白烨对记者说：中国籍作家拿到了世界最高文学奖，既要高兴，也要冷静，因为这个奖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或者唯一目标，而是所有写作者在追求理想过程中的一个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