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莫言因其作品“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结合在一起”，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作家第一人，填补了中国文学界的空白。对于有着两千年文学传统、急切融入世界的国度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

　　诺贝尔奖的符号意义，早已为舆论所津津乐道，它和奥运会、世博会等盛事一道，为民众所翘首以盼。而不同于后两者，诺贝尔奖情结维系了更为复杂、纠结的国民心态：崛起之中国并非简单的国力强盛所能支撑，不只是实现共同富裕之理想，更有待个体提升独立性与创造力。从这种角度看，诺贝尔奖情结背后的国民焦虑，可追溯至19世纪，启蒙与救亡之际，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鲁迅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对于如何改善国家命运，中国精英先后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就在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前，这种焦虑仍然在网络四处弥漫。博彩公司青睐莫言，反而让很多人担心，这个没有潜规则传统的世界级奖项，将再次与中国作家失之交臂。最终结果使得所有的争论和分歧暂时中止，人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这是一个突破，却也只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不禁要问，在诺贝尔文学奖出现明显的“欧洲化”倾向的今天，莫言凭什么获得评委会的认可？

　　有必要回溯当代中国文学史，莫言的创作成熟期，恰逢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式“文艺复兴”。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斗志昂扬的黄金年代，至今为无数文学青年所缅怀。莫言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然而，寻根之成功，其作品中所表现的“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绝不只是“爱这土地爱得深沉”的结果。作家的视野离不开社会大环境，“寻根”之所以被冠以“魔幻现实”，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中国与世界的思想交流。在莫言身上，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式的想象力，美国作家福克纳式的颠覆性，我们看到了《百年孤独》，想起了《喧哗与躁动》。

　　80年代，大量西方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得以引进中国，并因此开启了现代乃至后现代风格的文学征程。中国作家融入世界，莫言应该感谢这个开放的思想环境。以莫言为代表，中国产生了大量才华横溢、具有世界性高度的作家。关注中国文学的人不会遗忘那时的文学试验，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以“先锋文学”为代表，大量作家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时代激情；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个高呼“我不相信”的北岛，幻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以及那个“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的顾城。

　　这批作家们的创作既受惠于西方的智慧，亦是回归由“五四运动”所打造的20世纪的文学盛世。以莫言为代表，作家们颠覆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他们摆脱了文学传统中僵硬的“文以载道”，激活了文学传统中激情的“诗以言志”，呈现出个体的关怀和对形而上的思考。

　　诚如2008年被授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时评委的授奖词所言，莫言的作品“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然而关怀脚下的土地之余，莫言又主张关注“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追求写作的“个性化”。在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社会的交融中，我们不难看出莫言的成功，不仅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更因为他看到了世界。正如中国作协的贺辞所说：“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作品价值的获胜，也并非证明写作方法的技高一筹，而是不同思想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的结果。这是莫言们的成功之道，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赋予中国作家所带来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