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自谓“莫”言，笔下却是千言万语。不论题材为何，他那滔滔不绝、丰富辗转的辞锋，总是他的注册商标。这大约是小说家自嘲或自许的游戏了。也因为这千言万语，又引来文学批评者千百附丽的声音。谈论莫言的种种，从女性主义到国族论述，这几年还真造就不少会议及学位论文。但学院里的众声嘈杂，莫言似乎一概“默”言以对，纸上文章提小说家的最后寄托的种种“说法”，必须建立在这层自知之明上。

　　莫言出身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农民家庭。高密偏处胶东半岛一隅，土地贫瘠、民情朴陋，不曾以文风知名。莫言小学读到五年级，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辍学。从十一岁到十七岁，他成了真正的农民。之后他进入工厂作临时工，几经辗转，终于离开家乡，加入军队。行伍生涯这余，年轻的莫言却独对文学发生兴趣，而启动莫言创作的最大灵感，不是别的，正是他故乡高密的一景一物。

　　莫言从事创作的动机及经历，很使我们想到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大师沈从文。沈来自闭塞落后的湘西，少小从军，转战西南。尽管客观环境动荡不已，这位汀西少年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在二十岁那年，他离开军队，远赴北京。再经过几年锻炼，他要凭着对故乡风物的追溯，倾倒一辈新文学读者。我们今天论现代乡土文学的茁壮，也必自此始。

　　或有识者要指出，莫言的小说瑰丽曲折，与沈从文那样清淡沈静的作品，其实颇有不同。的确，谈论沈从文的当代伟人，汪曾祺、阿城、何立什，用至早期的贾平凹才更有可资比照之处。但我却以为尽管莫言与沈从文的风格、题材大相径庭，两者在营造原乡野，化腐朽为神奇的抱负上，倒是有志一同。湘西原是穷乡僻壤，在沈从文的笔下竟以焕发出旷世的幽深情境，令人无限向往低徊。而面对高密的莽莽野地，莫言巧为敷衍穿插，从而使一则又一则的传奇故事于焉浮现。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写湘西，总已意识虚构与现实、遐想与历史间的微妙互动。在他的《边城》一侧，《长河》之畔，早有无限文学地理的传承；湘西相传《楚辞》屈原行吟放歌的所在，更是陶潜桃花源的遗址！原乡的情怀与乌托邦的想象，不能再分彼此。无独有偶，莫言写高密东北乡，不曾忘记他的神思奇想也是其来有自。离高密数百里路的淄川，就是《聊斋志异》作者薄松龄的故乡，而我们都知道《水浒》英雄的忠义事迹，起源自南宋山东。就此来看《红高粱家族》中的铁马金戈，或《神聊》系列中的鬼怪神魔，莫言私淑前人的用心，可以思过半矣。现代中国文学有太多乡土作家把故乡当作创作的蓝本，但真正能超越模拟照映的简单技法，而不断赋予读者想象余地者，毕竟并不多见。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

　　我所谓的“历史空间”，包括却不限于传统那种时与空、历史与原乡的辩证话题。“历史空间”指的是像莫言这类作家如何将线性的历史叙述及憧憬立体化，以具象的人事活动及场所，为流变的历史定位。巴赫金（Bakhtin）早就告诉我们，小说中时空交会的定点往往是叙述动机的发源地。以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为例，评者可说莫言凭此又建立了一套城与乡、进步与落后、文明与自然的价值对比。但这种主题学式的模拟有其限制。我要强调莫言的纸上原乡原就是叙述的产物，是历史想象的结晶。与其说他的寻根作品重现某一地理环境下的种种风貌，不如说它们展现又一时空焦点符号，落实历史辩证的范畴。

　　于是在《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广袤狂野的高梁地也正是演义一段现代革命历史的舞台。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