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真理总有穿越时空的力量。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光辉思想，认真学习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有关文艺创作、文化工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责任和担当。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结合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本刊记者就“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话题访谈12位文化工作者。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访谈嘉宾

　　王 昆 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主演

　　贺敬之 中宣部原副部长

　　吴 军 雷锋、张思德的扮演者

　　铁 凝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任学安 大型纪录片《复兴之路》主创者

　　何建明 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周培武 大型民族歌舞诗画《丽水金沙》总导演

　　蒋愈红 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总导演

　　杨金海 中央编译局秘书长

　　陈崎嵘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郭运德 天津市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局局长

　　李默然 著名表演艺术家

　　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邓小平

　　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江泽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必须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了谁、依靠谁是我们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胡锦涛

　　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为了谁

　　文化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坚持“走转改”，坚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主演 王昆——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霹雳一声震乾坤哪，打倒土豪和劣绅哪！往日穷人矮三寸哪，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哪！”这是1964年10月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时我的开场白。这段话唱出了我的心声：是人民培育了我，我要坚持“二为”方向，倾心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台由周恩来总理负责编排的作品，动用了3000人的宏大阵容，聚集了当年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演出前，我专门向湖南的文艺工作者学语言、学风俗、学技巧，演唱《农友歌》，在舞台上演绎大革命初期农民运动的面貌。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获得人民群众好评，并成为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红色艺术经典。

　　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有真正领悟了群众立场的真谛，才会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服务群众。1944年寒冬，在飞舞的雪花中我们开始了歌剧《白毛女》排练。当时，文艺作品大都是在剧本创作完成之后再开始排练和演出，但《白毛女》却是创作、作曲、排练同时进行的。我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1945年4月，《白毛女》首演获得好评。随后，我们又去东北、华北等地演出。广大农民看过演出后，更加坚定地支持解放战争；很多城市的知识分子看过演出后，更加奋勇地投身革命。我们在战地也演出了很多场次，让战士们提高了觉悟，有的战士在观看演出中，当场就拿出枪来要打“黄世仁”。

　　我本身也是农民出身，抗战8年我一直在前方演出，当地的人民群众也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可以说，我们为群众服务，就是为自己的亲人服务。

　　中宣部原副部长 贺敬之——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1956年创作的这首《回延安》，表达了我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也透出了我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心路历程。

　　延安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文艺生涯的成长之源。“身长翅膀吧脚生云，再回延安看母亲。”几十年来，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是对那个火热时代的热爱我一直未曾改变。这种爱，是一生对延安人民的感恩之情。

　　回首多年的文学生涯，我一直认为是人民给了我创作的灵感。我是一个苦孩子，1941年到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我感受到热烈而欢活的气氛，看到觉醒的人民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体验到创造财富的社会最底层人民最为真实、最为朴质的情怀。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号召下，我随鲁艺文工团走遍了陕北的基层乡村，在参与文艺演出时搜集了大量的民间素材。白毛女的故事，让我想起了自身的经历。我一边流泪，一边写剧本，忘记了自己是在延安窑洞还是在大年三十杨白劳的家中，忘记了窗外雪花飞舞的沙沙之声。在歌剧《白毛女》专场演出中，当唱到“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我注意到毛主席在擦眼泪。歌剧《白毛女》后来成为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大型新歌剧，并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惊喜。优秀士兵雷锋的出现，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中国。他个子虽小，但在我印象中却是“无比高大的长兄”。我创作的《雷锋之歌》就是翻身解放的人民有无穷创造力的精神写照：“在你生命的线路上／闪出／永不熄灭的火花／发出／亿万千卡热能。”《雷锋之歌》对于学习雷锋，对于弘扬革命的骨气与正气，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实践表明，只有在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富于创造的伟大实践中，才能产生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可以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感恩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