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儒学为根　

　　维系取经队伍的伦理道德正是儒家最根本的仁义思想。《西游记》中颂忠扬孝的情节其实还有不少。如江流儿复仇报本、合家团圆，陈家庄百姓感恩建寺等。孙悟空在车迟国召唤来了雷神时，曾高呼：“仔细替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这不是佛道的教义，却正是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真情流露。而其中描写的人间九个国度，大多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恰恰是从反面肯定了儒家“君臣、父子”的仁义正统观念，表现了对国泰民安、尧舜之治的向往。当唐僧师徒四人取回佛经，回到东土，给大唐带来了佛的灵光之时。这时的大唐正是君贤臣良、敬佛敬道、国泰民安，“果然是中华大国异西夷”的富强礼仪之邦。这是三教合一的最佳结果，也是作者的最高理想。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不仅是封建产物，而且为一种精神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应变、发展中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它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至关重要的是，在各种不良思潮泛滥和冲击的形势下，中国必须保持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儒家学派的创建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孔子在垂暮之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进程时说：“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可见，孔子在年轻时就有了远大的志向，但他一生中的挫折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儒家学派的出现应该是孔子晚年的事情了。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的贵族，作为殷遗民在周初迁到了宋地。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后，在孔子产生时，他的家族已经没落，但是因为有遗传的因素，孔子身上还存留着殷遗民中儒者的气息。而且，由于孔子少年丧父，家境凄凉，所以，早年不仅得到严格的生活锻炼，而且也有机会继承殷商遗民中儒者世代相传的贱民职业，帮人主持丧葬礼仪。

　　早年的艰辛生活使孔子早熟起来，在十五岁左右，他就立志苦学，想用个人的奋斗来改变当时自己的地位。在三十岁之前他已经有了很丰富的古代典章、礼仪方面的知识，所以他说自己“三十而立”。但他的职业依然是很低贱的。

　　到了晚年，孔子最后回到了鲁国，他除了偶尔对现实发表一些议论外，基本是只发言，不行动，他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培养弟子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此前周游列国时的收徒讲学，最终使孔子学派日益壮大，“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终于开创了儒家学派。

　　《西游记》关于儒家思想的核心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

　　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即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