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周 扬
今天，在欢庆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距第三次文代会已经十九年了，从第一次文代会到现在，则已整整三十年。在将近三分之一世纪的这段时间中，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人民在胜利进军中，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多少惊涛骇浪！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曲折，有时还会有一时的逆转，但是滚滚向前的时代车轮，毕竟是不可阻挡的，人民的力量终究是无敌的。
我国人民经受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动乱，灾难深重。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志，拨乱反正，使国家转危为安，初步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我们的各项事业又开始沿着正确的航道胜利前进了。去年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明确地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为更迅速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一个鼓舞亿万人心的宏伟目标。不久前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和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三中全会精神的继续和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全国人民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胜利的信心。
这次文代会，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召开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将怎样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光荣使命，求得更大的繁荣和提高，怎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次会议要认真商讨的主题。人民期望我们这次会议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而实际的回答。我们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
这次会议，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历史上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林彪、“四人帮”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毁灭文艺的黑暗年代已经永远结束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新繁荣的时期已经开始。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应当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实事求是、总结和交流经验，既有批评又有自我批评的大会；开成一个发扬民主、心情舒畅、斗志昂扬、生动活泼的大会；开成一个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大会。
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复杂的领域。总结三十年的经验，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的这个报告，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共同讨论，求得正确的结论。
艰巨的战斗历程
建国三十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同我国的其他事业一样，经历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需要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和智慧，探索规律性的东西，以便更踏实地前进。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文艺是具有自己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文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从不够完善发展到比较完善，直到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最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个过程，主要是通过长期的自觉的不断革新和调整来实现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也是不断革新和发展的。我们必须倾听实践的声音，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用历史作一面镜子，不断研究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规律。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就诞生于世了。社会主义文艺不是和和平平地诞生，而是经过激烈斗争才争取到自己生存的权利。伟大的十月革命使苏俄文学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文艺的前哨。我国新文艺，最初就是以俄国和北欧、东南欧的文艺以及苏联文艺为借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在散文和诗歌方面，为我国新文艺奠定了不朽的基础。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这是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飞跃。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伟大的鲁迅为旗手，举起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勇敢地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用革命文艺家的鲜血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篇章。从三十年代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的就义，到四十年代闻一多的遇害，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记载了作家为真理而献身的光辉事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以它强烈的战斗精神，鼓舞了处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的广大人民，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鲁迅的战斗杂文、散文和其他作品，茅盾的《子夜》等小说，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老舍的《骆驼祥子》，李劼人的《死水微澜》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田汉、夏衍、蒋光慈、张天翼等许多革命作家的文学和戏剧作品，向广大人民和知识青年传播了革命思想；《包身工》最早描绘了我国产业工人的悲惨经历，为我国报告文学开创了新生面。在鲁迅倡导和扶植下产生的新兴木刻运动，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军；以《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为代表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和以《放下你的鞭子》为代表的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演剧队的活动，动员和鼓舞了人民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崛起文坛，倾诉了国土沦陷后三千万同胞的苦难和反抗，《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小说，就是当时斗争的真实纪录。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时期革命文艺的辉煌成果。当时江西、陕北等老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群众文艺活动，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然，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因为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的，它还是一个幼儿，就大多数作品来说，思想和艺术都不够成熟，许多作者还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活动家，如瞿秋白、阳翰笙、冯雪峰、阿英等同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组织左翼文艺队伍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但由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的不足，以及对我国革命的实际缺乏了解，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和社会经验，因此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吸取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滋长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鲁迅以其深刻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对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最可珍贵的遗产。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国文艺史上，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讲话》鲜明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文艺工作者要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讲话》的最大功绩，就是从理论上正确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怎样服务这样一个根本问题。这就使我们的革命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讲话》前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相结合；民间艺术和人民的新的创作，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重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观念，给作家、艺术家以深刻的影响。以《兄妹开荒》等为代表的新秧歌运动的勃兴，新歌剧《白毛女》、新京剧《逼上梁山》和新秦腔《血泪仇》的成功；新民歌《东方红》和《黄河大合唱》、《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的创作和演唱；新木刻、新年画的流行；长诗《边区自卫军》、《王贵与李香香》，独具风格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以及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高干大》、《开不败的花朵》等的问世，都以描写新时代的革命变化为其特色，使我们的文艺面目一新。许多的文工团，奋不顾身地投入革命战争的烈火，积极参加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对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是我们自觉地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开拓了社会主义文艺前进的广阔道路。
在国民党统治区，许多革命和进步的作家、艺术家，都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诗歌《火把》、《给战斗者》，长篇小说《淘金记》，话剧《清明前后》、《法西斯细菌》和《雾重庆》等，就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以历史讽喻的手法，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挑战，曾经轰动一时。在党的领导下，各种进步文艺活动在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一九四九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原在解放区的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两支革命文艺队伍的大会师。那次会议是在我党取得全国政权，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建设，从农村转入城市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一致表示要为坚持新的文艺方向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全国的实现。这就给我们的文艺提出了新的任务。首先，过去的文艺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现在则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更加扩大，更加广泛，更加多方面了。这就产生了我们的文艺如何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过去文艺工作者为了求得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曾经走过曲折的不平坦的道路，经过了一番探索和磨炼，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现在新的考验又摆在他们面前了。文学艺术这种意识形态如何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如何丰富多采地反映这个历史时期人民的新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我们必须正确地加以解决的问题。全国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正确地领导文学艺术事业，如何指引文艺沿着社会主义的轨道、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前进，这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
建国以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文艺界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政治和文艺观点的批判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些斗争，作为思想批判、文艺批判，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就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当时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极为深刻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大变革，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在意识形态这个领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的各个方面必然会发生一系列的思想斗争，这就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战胜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力争无产阶级思想在这个领域的优势地位。经过这样一些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及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对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有着巨大的意义。
开国之初，我们就面临一个如何对待传统戏曲，包括京剧和各种地方戏的问题。这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戏曲是我国人民在长期历史中所创造的一份极为丰富的宝贵遗产，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不少封建性的糟粕，必须进行改革。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对我国的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和戏曲艺人一道，进行了整理和改革的工作，使许多解放前濒临灭亡的剧种获得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放出了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在培养青年一代演员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检验。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中，戏曲舞台上虽然也出现过某些不好的剧目，但好戏始终占主导地位。京剧和地方戏都产生了许多好的作品，如《将相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芙奴传》、《十五贯》、《杨门女将》、《生死牌》、《芦荡火种》、《红灯记》、《节振国》、《小女婿》、《刘巧儿》、《天仙配》、《搜书院》、《三打白骨精》、《朝阳沟》等等，都是富有革新精神和艺术感染力的戏曲。特别重要的，是改革传统戏曲使之适合表现现代生活的尝试，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一九六四年，京剧革命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就是这种成功的一次验阅。对传统绘画、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杂技的整理和革新，对极为丰富的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
新中国大力发展了自己的电影事业。早在三十年代，我们的一些左翼电影工作者，就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力，开创了我国革命的电影事业。三十年代以来，一些优秀电影，如《渔光曲》、《桃李劫》、《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至今为人们所记忆。全国的解放使电影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把新的世界、新的人物展现在观众面前。我们的电影艺术家摄制了许多好的影片，如《中华女儿》、《钢铁战士》、《白毛女》、《翠岗红旗》、《董存瑞》、《红色娘子军》、《槐树庄》、《李双双》、《永不消逝的电波》、《上甘岭》、《风暴》、《老兵新传》、《林则徐》、《甲午风云》、《祝福》、《大浪淘沙》、《农奴》、《兵临城下》、《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英雄儿女》等等，都为观众所喜爱。新闻纪录片，作为时代的见证，为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录了珍贵的资料。《百万雄师下江南》曾创造当时卖座率的最高纪录。科教片和美术片都有优异的成绩和独特的创造。
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在十七年中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郭沫若同志虽然担任科学和文化方面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仍然辛勤地写下了不少出色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老舍回国不久，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了创作，他的《龙须沟》和《茶馆》等作品，描绘了他所熟悉的北京人民的生活风貌，以深沉的笔触，揭露了旧中国的黑暗，热情称颂了人民的新政权。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都对历史人物给与了重新评价，并且以新的观点描绘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兄弟关系，表现了这些老作家的艺术勇气和探索精神。话剧《战斗里成长》、《万水千山》、《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歌剧《洪湖赤卫队》、《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红珊瑚》、《江姐》、《刘三姐》等许多作品，从各个方面生动地反映了当代的和历史上的斗争。我们看到了许多描绘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小说，长篇小说《创业史》、《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风云初记》、《林海雪原》、《小城春秋》、《三家巷》、《三里湾》、《山乡巨变》、《红日》、《铁道游击队》、《苦菜花》、《保卫延安》、《铜墙铁壁》、《原动力》、《百炼成钢》、《战斗的青春》、《上海的早晨》、《金沙洲》、《香飘四季》、《风雷》、《欧阳海之歌》、《李自成》等，中、短篇小说集《政治委员》、《三千里江山》、《风雪之夜》、《黎明的河边》、《党费》、《百合花》、《李双双小传》、《我的第一个上级》、《春种秋收》等，都是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赞许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其强烈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情感和对人民军队的热情赞颂，而传诵一时。《罗文应的故事》博得了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对青少年儿童起了辅导教育的作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等，勇敢地、敏锐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发挥了文学的批判作用，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诗歌方面，有毛泽东同志的传诵世界的诗词，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等同志的新旧体诗词，有工农兵群众中涌现的新民歌，有诗人们创作的为群众所喜爱的优秀诗篇，如《甘蔗林——青纱帐》、《放歌集》、《石油诗》等，热情地唱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赞歌。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曲艺、木偶、皮影、杂技、摄影等各种艺术门类，都有很大的发展和新的创造。我们的国画家们用他们的彩笔描绘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歌颂了人民的新生活；绘画《开国大典》、《江山如此多娇》、《血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和大型雕塑《收租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大合唱《长征组歌》、《嘎达梅林交响诗》，舞剧《小刀会》、《红色娘子军》，都是描绘人民革命斗争的创新之作，对社会主义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曲艺、相声在新时代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新故事就是说书的一种新形式。少年儿童所喜爱的连环画和儿童剧也卓有成绩。
在这个时期内，我国各类文学艺术教育事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那些忠诚文学、艺术教育事业的同志们是值得大家尊敬的。
全国解放后十七年文艺创作的成果是相当可观的。它们对鼓舞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社会主义道德情操，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起了重大的作用。我们的文学艺术不愧为伟大时代的镜子，同时也是我国人民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的生活教科书。文艺战线上的这些光辉成绩，决不是林彪、“四人帮”所能一笔抹杀的。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只要看看粉碎“四人帮”以后，被他们长期禁锢的十七年中的电影和文艺作品是如何受到读者、观众的热烈欢迎，就可知人心的向背和群众判断的公正了。
建国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培育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形成了一支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相结合的文艺大军。不少文艺工作者是从工人、农民、士兵中成长起来的，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输入了新的血液。这是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荣的队伍。
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首先从夺取文权开始。他们通过诬陷《海瑞罢官》打开突破口。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是他们实行全面夺权的信号，也是他们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的纲领。将近十年的时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被他们所窃取和篡夺。他们利用所攫取的政治权力，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他们不仅全盘否定十七年文艺工作的成就，也否定从三十年代以来甚至从“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艺的伟大成果和光荣传统。他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把革命的作家、艺术家诬蔑为“黑线人物”，把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诬蔑为“黑线专政”。他们禁绝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文艺作品，妄图扑灭人类一切进步的文化。文联和各协会被诬蔑为“裴多菲俱乐部”，强行解散，大批文艺工作者遭到迫害和凌辱。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刚才，大会已向遭到林彪、“四人帮”迫害和诬陷的许多已故的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表示了我们的深切的哀悼和怀念。
“四人帮”推行的路线，是一条为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极左路线。他们篡改和歪曲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割断文艺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否定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用谎言和伪造代替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极大地败坏了革命文艺的声誉。他们歪曲文艺和政治的正确关系，用反革命政治奴役艺术，使文艺成为“阴谋文艺”，成为反动政治的奴婢。他们在文艺上传播的诸如“三突出”、“主题先行”之类的谬论和帮八股的恶劣文风，及其所推行的各种荒诞措施，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其流毒之深，至今尚待肃清。
但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毕竟是短暂的，他们没有并且不可能完全打断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进程。文艺工作者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四人帮”的淫威面前屈服，他们通过公开或隐蔽曲折的方法坚持斗争。那些不怕牺牲，敢于冒万死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文艺界的战士，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林彪、“四人帮”之间的斗争，是革命人民和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之间的斗争，是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之间的斗争，也是在文艺思想上辩证唯物主义同主观唯心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同公式主义、帮八股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是非常尖锐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身处逆境，却毫不消极，仍然潜心构思自己的作品，默默地进行写作或做写作的准备。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敢于坚持真理，破除现代迷信，以监狱作讲坛，以诗和歌曲为武器，反抗强暴势力，至死不屈。她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垂不朽。经过严峻的考验，证明我们的文艺队伍，除个别败类和极少数投机分子外，是一支压不垮、摧不毁的革命队伍。
周恩来同志在身患重病、工作处于逆境的条件下，仍然关怀着党的文艺事业，关怀着文艺工作者的命运。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不少文艺工作者和文艺作品免遭荼毒。他始终同广大文艺工作者心连心。“四人帮”在文艺上从批所谓“黑画”和批“无标题音乐”，批电影《创业》和《海霞》，到批《水浒》，他们的罪恶矛头，都是针对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四人帮”的一场威武壮烈的斗争，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具有独特光辉的不朽的一页。摄影工作者冒着万难和风险摄下了这场斗争的壮烈情景。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出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
粉碎“四人帮”三年来，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文艺方针重新得到正确的解释和认真的实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开始复苏和前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四人帮”一倒，漫画、相声就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敌人的匕首。革命诗歌和诗歌朗诵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一批新老诗人所创作的歌颂人民英雄、批判“四人帮”的诗篇，如《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十七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中、短篇小说《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窗口》、《我们的军长》、《伤痕》、《乔厂长上任记》、《大墙下的红玉兰》、《草原上的小路》，特写《人妖之间》，话剧《丹心谱》、《于无声处》、《让青春更美丽》、《未来在召唤》、《报春花》，歌剧《星光啊，星光》等，以激动人心的主题、战斗的风格和独创的艺术手法，受到了人们的欢迎。最近创作和演出的舞剧《丝路花雨》，以其新颖优美、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歌颂了古代中外人民的友谊以及劳动人民艺术家的不屈的斗争和艺术创造精神，博得了观众的称赞。此外，还出现了尝试表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剧，如《报童》、《曙光》、《陈毅出山》等。一些老作家也焕发精神，继续创作；描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争的长篇小说《东方》，描写古代历史人物的话剧《王昭君》和《大风歌》，描写当代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就是这方面的成果。电影在题材和艺术表现上也有新的进展，出现了如《从奴隶到将军》、《吉鸿昌》、《小花》等一些新作。在对越南侵略者的自卫还击战中，许多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写出了一些反映我国军民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
艺术创造力获得大解放，在建筑壁画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新近完成的首都国际机场的大壁画及其他有关美术作品，博得了各界人士和中外文艺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建筑壁画开创了新途径。这些壁画的作者大都是有才华的青年壁画家，他们解放思想，勇于创新，融合我国民族传统壁画的技法和现代技巧，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这些壁画是他们和陶瓷工艺美术家、建筑师们密切合作的产物。他们的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艺术成果及创作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
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品，首先是短篇小说和话剧，发扬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描绘了人民群众同“四人帮”之间的尖锐斗争以及在那些灾难年月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描绘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长征路上涌现的先进人物，揭露了障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种种阻力和弊端。题材尽管不同，却都比较及时地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烈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理想、情绪和要求。这些作品是当前我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潮流的产物，又反过去影响和推动着这个潮流的发展。这些作品很多出自较年轻作者的笔底，他们以敏锐的观察，大胆探索的勇气，真实地描述了他们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他们要控诉，要抗议，要呐喊，因为他们的经历充满了酸辛和血泪、愤懑和悲痛，也有识破欺骗后的觉醒和斗争。他们以泼辣的风格突破成规和戒律，抒写了自己的深切感受和许多令人震惊的所见所闻。这些作品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给人民生活上和心灵上所造成的巨大创伤，暴露了他们的滔天罪恶。决不能随便地指责它们是什么“伤痕文学”、“暴露文学”。人民的伤痕和制造这种伤痕的反革命帮派体系都是客观存在，我们的作家怎么可以掩盖和粉饰呢？作家们怎么能在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面前闭上眼睛呢？我们当然不赞成自然主义地去反映这些伤痕，由此散布消极的、萎靡的、虚无主义的思想和情绪。人民需要健康的文艺。我们需要文艺的力量来帮助人民对过去的惨痛经历加深认识，愈合伤痕，吸取经验，使这类悲剧不致重演。
这些作品，来自人民的大海，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它们的作者多数是新兵，往往不够成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对有些作品，人们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应当允许自由讨论和争辩，作者也应当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总之，这些新的作者是在思考，在战斗，在前进。他们代表我国文学的年青一代。他们处于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中。他们的前程是无限的。我们要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鼓励他们，正确地引导他们。我们的文艺应当使人民团结，而不是使人民涣散；应当使人民奋发向上，而不是使人民灰心丧气；应当使人民胸襟开阔，而不是使人民目光短浅。一切腐蚀人们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品都应当受到抵制和批评。
回顾我国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程，除去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十年浩劫，我们的文艺工作在大部分的时间内，基本上执行了党和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路线，总的来说，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教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周恩来同志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典范，他总是结合实际，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针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他和陈毅同志历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讲话，深刻地阐发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中发扬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对我国文艺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正是在他们的指导下，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分别召开的讨论电影、戏剧问题的新侨会议和广州会议是成功的。文化部、文联党组于一九六二年针对一个时期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关于改进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即《文艺八条》），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无可否认，我们的文艺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巨大的，主流是正确的、健康的。但是，同样无可否认，我们的工作中确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特别是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和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林彪、“四人帮”一方面把我们执行的正确路线诬蔑成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又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从极左的方面加以利用和恶性发展。当然，我们在工作中所犯的某些“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为了阴谋篡党夺权所肆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性质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原谅自己的过失。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要正视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要善于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汲取教训，以戒未来。
我们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人，由于当时的一定历史条件和背景，以及自己头脑中“左”倾思想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有时未能正确地实事求是地估计文艺战线阶级斗争的形势，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在进行思想批判和文艺批判时不适当地采取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以致伤害了一些同志。实践证明，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是极为有害的。特别是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混淆两类矛盾的情况更为严重，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华、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文艺领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受了挫折。一九五八年全国所卷起的一阵浮夸风、共产风和在知识界进行的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也波及了文艺界，使“左”的倾向又一度抬头。我们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对一些文艺问题的解释和处理，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致助长了理论上和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产生了粗暴批评，损害了艺术民主。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我们应该引以为训。
那末，究竟有哪些主要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呢？归纳起来，主要是要正确处理三个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也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这三个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
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的真实性和政治性是统一的。我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提倡社会主义文艺表现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承认正确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指导作用，这些都是对的。关于“写真实”、现实主义道路、写英雄人物和中间人物等等问题，本来都是学术问题，是完全可以自由讨论的，简单地、笼统地把“写真实”、“写中间人物”等等当作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加以反对，这就不对了。对一九六二年大连会议及其“中间人物”论的批判，是不符合实际的。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离开了真实，也就谈不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生活是第一位的。生活的实践，包括创作实践，不但影响创作本身，也影响世界观，引起世界观的变化和飞跃。毛泽东同志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对于帮助作家正确地而又富有远见地观察和描写生活，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无论是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都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革命现实主义往往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的因素，因为它要反映现实的发展前途和生活理想。革命浪漫主义也应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即使幻想小说也不能脱离现实。当然，任何创作口号，都不应成为束缚创作生命力的公式和教条。在遵循文艺必须正确地反映现实生活这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每一个作家或艺术家采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来从事创作，这是作家、艺术家的自由。我们要提倡我们所认为最好的创作方法，同时更要鼓励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以某一种固定的创作方法来统一整个文艺创作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做不利于充分发挥不同个性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才能，不利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作家和艺术家在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应该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作指导。这种世界观承认社会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要勇于揭露和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是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还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反映。所谓歌颂和暴露，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不相容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歌颂什么，暴露什么。文艺创作既要描写人民生活中的光明面，也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有光明面就有阴暗面，有颂扬就有批判。社会主义文艺负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任务。“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丢掉了这种批判精神，它的革命性就丧失了。我们不仅要批判敌人，对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实践，也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前进了。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必须以锋利的眼光，清醒地注视生活中各种矛盾及其发展，敏锐地反映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发现一切新生事物和先进力量，也勇于揭露一切阻碍我们前进的东西。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就是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文艺要反映人民的生活，反映人民在各个革命时期的需要和利益。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更不是一小撮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政治。我们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因此，文艺反映人民的生活，不能与政治无关，而是密切相联，只要真实地反映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就必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鼓吹脱离政治，只能使文艺走入歧途。在政治、经济、理论等各种阶级斗争的形式中，政治总是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任何政治家，包括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时候总是正确的，也难免有发生错误的时候。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总是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要根据实践的检验而有所补充和修正，要根据当时当地的不同情况而有所改变。彼时彼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此时此地就可能变成不正确的了。因此，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就应当适合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的需要。在今天来说，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凡是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凡是能直接间接鼓舞人们献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都是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都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不应该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政治不能代替艺术。政治不等于艺术。政策图解式的、说教式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由于缺乏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力量，是不为人们所欢迎的，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文艺的政治作用。
我们的文艺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也就是它的政治任务。把文艺说成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是不对的，文艺对政治发生影响，要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采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段。作品的典型化程度越高，艺术手段越多样，感染人的力量越强，就越能对政治发生作用。无论在文艺的领导工作方面，还是在作家、艺术家本身，那种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思想都是对人民不利的。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党对文艺工作的正确领导，应当是依靠群众包括尊重专家的群众路线的领导，应当是力求由外行变为内行，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的领导，而决不应当是只凭个人感想和主观意志发号施令的家长式的领导。作家写什么和怎样写，应有自己的自由，领导不要横加干涉，而要善于诱导；要鼓励不同意见的相互讨论和争辩，要允许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允许批评和反批评。
今天的文艺是从过去的文艺发展而来的，有历史的连续性，有一定的民族特点。但是，社会主义文艺又是一种不同于任何过去时代的崭新的文艺。这里就有一个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问题。前不久发表的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对如何正确对待中外遗产，如何保持艺术的民族特色，如何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都是十分精辟的论述。我们必须把传统的继承和革新这两者的关系处理恰当。在批判了保守倾向之后，要防止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在批判了粗暴倾向之后，要防止保守倾向的抬头。现在我们的舞台上，许多传统戏曲剧目又恢复演出了，并且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也有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重返舞台而担心，对此我们要作具体分析。有的帝王将相是为祖国的安全统一立过功勋或给人民做过好事的杰出人物，有的才子佳人是敢于冲破封建礼法的樊篱、争取个人自由和幸福的叛逆者。舞台上不但要有正面人物，也需要有反面人物作为谴责和鞭挞的对象。我们不应当不加区别地把他们一律赶下舞台，而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评价他们，使他们在戏曲舞台上重新占有一定的位置。戏曲艺术，必须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革新，不断发展，停滞了，僵化了，就会失去生命力。戏曲有它自己一套长期流传的剧目、相当凝固的艺术程式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它向人民灌输了历史知识，培养了人们辨别邪正、是非和美丑的观念，它的民族气派和美感魅力往往令人倾倒。但由于长期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少戏曲剧目所描绘的历史情节常常是被简单化了的、被歪曲了的，给了人们一些不正确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标准，同时又养成了人们固定的欣赏习惯。所以对传统戏曲的改革，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种改革必须是积极而又审慎，大胆而不鲁莽。既要反对因循守旧，也要反对粗暴急躁。任何改革都要注意不破坏它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精华，而是使之更加完善，更加提高，更富于表现力。我们不但要改革传统剧，而且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创造新的历史剧。运用传统戏曲，来表现现代的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艺术本身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能满足于民族的旧形式，而要努力发展和创造民族的新形式，一方面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也要把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拿来，加以改造，洋为中用。我们应当重视革命现代戏的成果，决不能因为“四人帮”曾经窃取和歪曲这些成果并荒谬地封之为“样板戏”，而对它们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污染，正确总结革命现代戏的经验，使它们重放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