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央视2017年5月的一期《朗读者》,邀请到了年龄最大的朗读者钱谷融,朗读了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几个月后,99岁生日那天,钱谷融溘然长逝。他跨过了灭亡,向前走去了。
2017年,众多文化长者离去,王家禧、贾作光、叶毓山、盛婕、周有光、张颔、冯其庸、杨祖陶、朴东生、郑孝燮、霍松林、夏传才、范瑞娟、李文山、周传基、黄易、杨洁、王富仁、杨益言、唐杰忠、严良堃、缪印堂、朱践耳、沈培方、钱谷融、高莽、江枫、严顺开、侯波、王步高、吕必松、范伯群、袁运甫、余光中、屠岸……一串串熟悉的闪光的名字,他们都跨过了灭亡,笑着跳着,向前走去。他们从事不同的领域,他们的精神却彼此相通:拥有家国情怀与工匠精神,对事业执着,对生活热爱,肯下苦功,百折不悔,像一棵棵参天大树深深扎根在土地上。他们的存在是一束束的光,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今,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接过火炬,努力前行。
1月6日去世
贾作光:蒙古族语因他增加舞蹈一词
贾作光 生于1923年
在中国舞者心中,贾作光是一个神话。他是满族人,却一头扎进了内蒙古大草原,一待就是30年,学套马,捡牛粪,学挤奶,牧民生活的点点滴滴被他化作优美的舞蹈,《牧马舞》《雁舞》《马刀舞》《哈库麦》《鄂伦春》《挤奶员舞》等,皆成经典。蒙古族语中本没有“舞蹈”这个词,因为贾作光,蒙古族语中竟增加了“舞蹈”一词“布吉格”。牧民们称他为“草原舞王”,亲切地唤他“玛内贾作光”——“我们的贾作光”!
贾作光是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的奠基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舞蹈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北京舞蹈学院有舞蹈家摇篮的美誉,贾作光正是创建北京舞蹈学院的元老之一,也是该学院编导学科的创始人。在贾作光看来,舞蹈不单单是技术,舞蹈教育的方向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助力人的全民发展。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回忆说,每次见到贾老,贾老最关心两件事,一是素养,“除了要教会学生技能,一定要教会他们其他素养!”“要做舞蹈人,别做‘无脑人’”;一是人民,“艺术创作一定要扎根人民,编导不能只是编动作,要去看民间是怎么跳的,编出来的东西人民是不是喜欢”。
1月14日去世
周有光:“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生于1906年
周有光去世的前一天,刚刚过完112岁生日,他曾说,“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上帝没有忘记他,人们也不会忘记。他走过了晚清、北洋、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时代,漫长的百岁人生路上,一生有光。
50岁之前,他是经济学家、银行家,近50岁时转行成为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语拼音方案》。有人笑话他“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觉得这三年花得值。他对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70多岁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连襟沈从文戏称他为“周百科”,百岁之后依旧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出版《拾贝集》,108岁出版《周有光文集》,110岁出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105岁的时候他还在网上开通了博客!
尽管他是人们公认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自己却非常谦逊,屡屡纠正这种说法,常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可是,如今学习汉语、用电脑打字的人,谁能忘记这位汉语拼音体系的开拓者呢?
1月22日去世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发展的推动者
冯其庸 生于1924年
“瓜饭楼”,是冯其庸晚年居所的雅号,他的散文集叫《瓜饭集》,红学研究著作叫《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文集叫《瓜饭楼丛稿》。他说,书房取名瓜饭楼,是为了不忘记当年吃南瓜度日的苦难经历,同时也是为了不忘记患难中给他以深情援助的朋友。
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名世,多有建树,更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推动者。当今最具影响力、最为普及的《红楼梦》通行本,正是在他主持下组织专家学者用7年时间校勘注释的;他和李希凡共同主编了第一部《红楼梦大辞典》;推动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创建目前唯一国家级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
做学问,冯其庸下的是苦功夫、笨功夫。他重视文献记载与地面遗迹调查及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证,究根穷源,常常为一个线索全国各处苦苦搜寻。有人以为他一辈子只研究了一本书,其实不然。他在古典文学、历史、戏曲、古文字、书法、绘画、摄影等领域皆有建树。“胸怀宇宙,御风遨游”,西域学也是他致力的领域。晚年时,他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终于考察出玄奘取经东归入境的古道。
4月15日去世
杨洁:用取经精神拍好《西游记》
杨洁 生于1929年
如果没有导演杨洁,就不会有86版电视剧《西游记》。30多年来,这部电视剧常播不衰,家喻户晓,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个孙悟空。杨洁脾气“犟”,凭着这份儿“犟”劲儿,才有了这部经典之作。
那时,电视剧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拍《西游记》,杨洁就像取经的唐僧一样,带着团队风餐露宿,一年年跋涉,从1982年春节开机,《西游记》马不停蹄拍了6年。“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这是电视剧主题曲,也道出剧组的艰辛。边拍边播,闲言碎语却出来了:“谁拍电视剧会这么慢?绣花都绣出来了!”“国家不该拿那么多的钱让她去游山玩水!”调查组去剧组了解情况,结果发现不但没有乱花钱,反而觉得剧组太苦,又加拨了一笔款项。拍了15集,被台里要求停拍,因为预算用光了,于是四处“化缘”,最终拍摄完成了25集。
拍摄艰难,杨洁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她曾说,我们要用西天取经的精神拍好《西游记》。而今,还有谁愿意花那么多年时间拍一部电视剧?这种西天取经精神,也正和工匠精神相通,精打细磨,锲而不舍,或许正是当下需要反思与汲取的。
6月18日去世
唐杰忠:甘当绿叶,堪称笑佛
唐杰忠 生于1932年
看相声,都喜欢听逗哏,其实,捧哏比逗哏更难。唐杰忠就捧了一辈子哏,一生甘当绿叶,台上台下始终眯眼憨笑,人称“笑佛”。
早年间,他拜刘宝瑞为师,刘宝瑞主动为他捧哏,并常教导他们说,捧逗是一家,捧逗就是“一棵菜”,没有捧就没有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节目。这深深影响了唐杰忠。唐杰忠先后与刘宝瑞、马季、郝爱民、姜昆等搭档,表演了《找舅舅》《海燕》《友谊颂》《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近百段相声,表演风格朴实憨厚,真实亲切,感染力强,深受观众喜爱。
台上是笑佛,台下亦然。相声演员冯巩说,团里大家都管他叫唐爸爸,无论团里同事的朋友、家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热心帮忙。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积极向上,没有低级趣味、低级包袱,一改旧艺人习气。他的徒弟节目中有句骂街的话,他听了告诉徒弟,坚决不能用,宁可不要这个包袱,也不能说脏话。
“映红花,作绿叶,甘为人梯;洒欢乐,游神州,堪称笑佛。”他的老搭档姜昆为他写下的这副挽联,勾勒出了唐杰忠的一生,淡泊名利,德艺双馨。
6月18日去世
严良堃:他走了,“黄河”呜咽
严良堃 生于1923年
严良堃走了,“黄河”呜咽。早在1940年,17岁的严良堃指挥“孩子剧团”演出《黄河大合唱》,鼓舞军民抗战士气,一生中指挥这部名曲已逾千场,被誉为“中国大合唱第一指挥”。
他有很多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批指派留学苏联的合唱指挥,他确立了《黄河大合唱》现行通用版本,他在中国第一个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他是我国第一代合唱指挥家,是我国合唱事业的奠基人。2015年8月24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 向英雄致敬交响合唱音乐会”上,时年92岁高龄的严良堃再次登台指挥了《黄河大合唱》。他的挚友、歌唱家胡松华赞他是英雄指挥,称他是大帅,因为他是唯一一位在战场硝烟中开始指挥生涯的指挥家,指挥艺术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指挥艺术既严谨精确,又激情澎湃,催人奋发。
面对赞誉,他总是谦虚地表示:“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黄河大合唱》中所蕴含的那种民族气魄、爱国精神、音乐强烈的感染力,使人民感动了。”
8月15日去世
朱践耳:走聂耳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 生于1922年
朱践耳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原名容实,字朴臣,因为被聂耳歌曲打动,1943年他为自己改名朱践耳,“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所以我改名为‘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他创作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广为流传;他实现了聂耳生前未完成的愿望——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就读;1959年,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也因此一鸣惊人。60年代,他根据《雷锋日记》里的一阕短诗,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后由编辑定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传唱至今。他后来回忆道,“雷锋是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他的形象活生生地闪现在我眼前,立刻,一支清新而深情的旋律脱口而出,一气呵成”。
年过半百,朱践耳开始学习创作交响乐,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交响乐的格式,应该创造中国的交响乐。”60多岁时,拎着录音机奔向云贵一带,寻访失落的民族声音,深入到原始森林,听鸟儿啾啾、溪水潺潺、风声猎猎,录下祖国大地的声音,谱写成交响乐与交响曲。
9月28日去世
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我从没有变过”
钱谷融 生于1919年
99岁生日那天,钱谷融永远地离去了,留下了“文学是人学”这个永恒的里程碑式的命题。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先读书,后教书与读书,“读心爱之书,是赏心乐事,而终身以教师为职业,则是我人生的乐事”。9月28日与孔子同一天生日,冥冥中似乎已经注定,他生来是老师。
他常常说自己“懒”,“我无能、懒惰,得过且过,从来不刻意追求什么”。他最喜欢的书是《世说新语》,晚年一生藏书送人散去,身旁枕畔唯留《世说新语》。“一本《世说新语》,一辈子读不够!”在他身上,也正体现出魏晋风度的浸润。他的学生、作家格非指出,他所谓的“懒惰”,实际上是散淡、旷放、宁静、悠远,是魏晋间人的精髓,是一种读书人的淡定与自持。
他喜欢读书却不喜欢写文章,成为牢不可破的习惯。1957年,华东师大召开学术会议,他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问世,紧接着就是漫长的批判,几十年间一直遭遇不公。但他的观点却从未改变过:“我说文学是人学,主要是说文学是写人的,是表现人影响人的,是对人的判断,讲人道主义。我从来没认为自己错。我心怀坦荡。”
11月26日去世
侯波:躲在相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
侯波 生于1924年
《开国大典》《毛主席畅游长江》《毛主席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这些熟悉的影像,出自侯波之手,再现了一幕幕珍贵的历史场景。1949年,她调入中南海成为毛主席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至1961年12年间,用相机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段重要历史,塑造了一代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拉近了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拍摄开国大典,侯波负责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为了把场面拍得更大一些,拍的时候她的身体一直往外仰,“要不是周总理把我拽住,险些从天安门上掉下去”。侯波的丈夫徐肖冰也是“红墙摄影师”,有一次二人与毛主席合影,本来毛主席站在中间,但毛主席对侯波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要站在中间。这张照片如今也广为流传。
“我是照相机的操作者,我是躲在照相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侯波记录下了一位伟人,也记录下了一个时代,一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两位老人在全国各地以及欧美日等地举办摄影回顾展,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他们说,这些照片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精神财富,照片是属于国家的,应该奉献给全社会。
12月13日去世
袁运甫:他的寰宇无限量
袁运甫生于 1933年
袁运甫和吴冠中惺惺相惜,60年代在李村,吴冠中利用粪筐作画架,第二个背起粪筐的便是袁运甫。吴冠中后来撰文戏称:我们二人无愧于“粪筐画派”之首。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大概最了解袁运甫的人就是吴冠中了。
“袁运甫似海绵,吸收一切养分;他精力充沛,贪食,又有一个强劲的胃,善于消化。”(吴冠中语)的确,袁运甫的艺术创作涉猎面极广,倡导“大美术”观,横跨水墨、彩墨、水粉、水彩、油画、素描、雕塑、壁画、装置、工艺美术、环境设计等诸多领域,打破了绘画、设计、公共艺术、艺术理论研究及美术教育之间的壁垒,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开拓创新,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面貌。
另一种“大”的创作,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投身于公共艺术的研究与实践,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华世纪坛等雄伟而庄严的殿堂,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等政府机构,北京饭店、建国饭店等老字号饭店,首都机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城市的符号,是时代的形象,是艺术的纽带。吴冠中评价说,大型壁画“尽精微而致广大”,袁运甫“正肩负创造新传统、启发后来人的重任,他的寰宇无限量”。
12月14日去世
余光中:“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
余光中 生于1928年
余光中出生在重阳节,他自称是“茱萸的孩子”,登高也成为他命中的隐喻。他一生颠沛流离,从江南到四川,从祖国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西子湖畔,他把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二十几分钟一挥而就。余光中最初学习美国文化,而乡愁在心底的滋长,让他回到了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独辟蹊径,创作出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他也被称为民族美学的传承人。他不仅写诗,也写散文,“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立体”。梁实秋赞他“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他还通晓英法德文,译著《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几代人。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1966年,余光中写下《当我死时》,深情呼唤要回到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而今,这位满怀乡愁的诗人离去了,灵魂终于返乡,永恒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2月16日去世
屠岸:“诗歌是我的宗教”
屠岸 生于1923年
在屠岸晚年的名片上,印着他的“身份”: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他写诗、译诗、爱诗,他为诗而生,他曾说,诗歌是他的宗教,他是诗的恋者,是向诗的殿堂进香的朝圣者。
他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了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是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几十年来不断再版,终成经典。他翻译的《济慈诗选》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济慈的诗曾支撑他走过一段艰难岁月。他说,我为什么喜欢济慈的诗,因为他用美来对抗恶。他编选和翻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也成为研习英国文学的必备书。他是英文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也被誉为诗坛一株当之无愧的“世纪之树”。
屠岸有个习惯,每晚睡前,在心中默念杜甫、白居易的诗,或者莎士比亚、济慈的英文诗,“诗魔伴我眠”。他的家庭聚会是诗的聚会,朗诵、分析、评点诗歌,甚至进行学术演讲。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出版家,强调编辑也要学者化,不能只做“二传手”。他儒雅谦和,淡泊名利,具有君子品格。耄耋之年出版口述史《生正逢时》,或许书名正代表着他的人生态度,一生的磨难痛苦都化成了精神财富,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