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央视2017年5月的一期《朗读者》，邀请到了年龄最大的朗读者钱谷融，朗读了鲁迅先生的《生命的路》。几个月后，99岁生日那天，钱谷融溘然长逝。他跨过了灭亡，向前走去了。
2017年，众多文化长者离去，王家禧、贾作光、叶毓山、盛婕、周有光、张颔、冯其庸、杨祖陶、朴东生、郑孝燮、霍松林、夏传才、范瑞娟、李文山、周传基、黄易、杨洁、王富仁、杨益言、唐杰忠、严良堃、缪印堂、朱践耳、沈培方、钱谷融、高莽、江枫、严顺开、侯波、王步高、吕必松、范伯群、袁运甫、余光中、屠岸……一串串熟悉的闪光的名字，他们都跨过了灭亡，笑着跳着，向前走去。他们从事不同的领域，他们的精神却彼此相通：拥有家国情怀与工匠精神，对事业执着，对生活热爱，肯下苦功，百折不悔，像一棵棵参天大树深深扎根在土地上。他们的存在是一束束的光，照亮了一个时代，而今，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接过火炬，努力前行。
1月6日去世
贾作光：蒙古族语因他增加舞蹈一词
贾作光 生于1923年
在中国舞者心中，贾作光是一个神话。他是满族人，却一头扎进了内蒙古大草原，一待就是30年，学套马，捡牛粪，学挤奶，牧民生活的点点滴滴被他化作优美的舞蹈，《牧马舞》《雁舞》《马刀舞》《哈库麦》《鄂伦春》《挤奶员舞》等，皆成经典。蒙古族语中本没有“舞蹈”这个词，因为贾作光，蒙古族语中竟增加了“舞蹈”一词“布吉格”。牧民们称他为“草原舞王”，亲切地唤他“玛内贾作光”——“我们的贾作光”！
贾作光是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的奠基创始人，也是新中国舞蹈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北京舞蹈学院有舞蹈家摇篮的美誉，贾作光正是创建北京舞蹈学院的元老之一，也是该学院编导学科的创始人。在贾作光看来，舞蹈不单单是技术，舞蹈教育的方向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助力人的全民发展。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回忆说，每次见到贾老，贾老最关心两件事，一是素养，“除了要教会学生技能，一定要教会他们其他素养！”“要做舞蹈人，别做‘无脑人’”；一是人民，“艺术创作一定要扎根人民，编导不能只是编动作，要去看民间是怎么跳的，编出来的东西人民是不是喜欢”。
1月14日去世
周有光：“我不是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 生于1906年
周有光去世的前一天，刚刚过完112岁生日，他曾说，“上帝太忙，把我忘记了”，上帝没有忘记他，人们也不会忘记。他走过了晚清、北洋、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的时代，漫长的百岁人生路上，一生有光。
50岁之前，他是经济学家、银行家，近50岁时转行成为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语拼音方案》。有人笑话他“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觉得这三年花得值。他对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70多岁参加《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出版，连襟沈从文戏称他为“周百科”，百岁之后依旧笔耕不辍，100岁出版《百岁新稿》，104岁出版《朝闻道集》，105岁出版《拾贝集》，108岁出版《周有光文集》，110岁出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105岁的时候他还在网上开通了博客！
尽管他是人们公认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自己却非常谦逊，屡屡纠正这种说法，常常说汉语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参与方案最终制定的几个人之一，不能叫“汉语拼音之父”。可是，如今学习汉语、用电脑打字的人，谁能忘记这位汉语拼音体系的开拓者呢？
1月22日去世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发展的推动者
冯其庸 生于1924年
“瓜饭楼”，是冯其庸晚年居所的雅号，他的散文集叫《瓜饭集》，红学研究著作叫《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文集叫《瓜饭楼丛稿》。他说，书房取名瓜饭楼，是为了不忘记当年吃南瓜度日的苦难经历，同时也是为了不忘记患难中给他以深情援助的朋友。
冯其庸以《红楼梦》研究名世，多有建树，更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推动者。当今最具影响力、最为普及的《红楼梦》通行本，正是在他主持下组织专家学者用7年时间校勘注释的；他和李希凡共同主编了第一部《红楼梦大辞典》；推动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创建目前唯一国家级红楼梦研究专刊《红楼梦学刊》。
做学问，冯其庸下的是苦功夫、笨功夫。他重视文献记载与地面遗迹调查及地下发掘的新资料三者互证，究根穷源，常常为一个线索全国各处苦苦搜寻。有人以为他一辈子只研究了一本书，其实不然。他在古典文学、历史、戏曲、古文字、书法、绘画、摄影等领域皆有建树。“胸怀宇宙，御风遨游”，西域学也是他致力的领域。晚年时，他十进新疆，三登帕米尔高原，两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终于考察出玄奘取经东归入境的古道。
4月15日去世
杨洁：用取经精神拍好《西游记》
杨洁 生于1929年
如果没有导演杨洁，就不会有86版电视剧《西游记》。30多年来，这部电视剧常播不衰，家喻户晓，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一个孙悟空。杨洁脾气“犟”，凭着这份儿“犟”劲儿，才有了这部经典之作。
那时，电视剧在我国还是新鲜事物，拍《西游记》，杨洁就像取经的唐僧一样，带着团队风餐露宿，一年年跋涉，从1982年春节开机，《西游记》马不停蹄拍了6年。“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这是电视剧主题曲，也道出剧组的艰辛。边拍边播，闲言碎语却出来了：“谁拍电视剧会这么慢？绣花都绣出来了！”“国家不该拿那么多的钱让她去游山玩水！”调查组去剧组了解情况，结果发现不但没有乱花钱，反而觉得剧组太苦，又加拨了一笔款项。拍了15集，被台里要求停拍，因为预算用光了，于是四处“化缘”，最终拍摄完成了25集。
拍摄艰难，杨洁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她曾说，我们要用西天取经的精神拍好《西游记》。而今，还有谁愿意花那么多年时间拍一部电视剧？这种西天取经精神，也正和工匠精神相通，精打细磨，锲而不舍，或许正是当下需要反思与汲取的。
6月18日去世
唐杰忠：甘当绿叶，堪称笑佛
唐杰忠 生于1932年
看相声，都喜欢听逗哏，其实，捧哏比逗哏更难。唐杰忠就捧了一辈子哏，一生甘当绿叶，台上台下始终眯眼憨笑，人称“笑佛”。
早年间，他拜刘宝瑞为师，刘宝瑞主动为他捧哏，并常教导他们说，捧逗是一家，捧逗就是“一棵菜”，没有捧就没有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节目。这深深影响了唐杰忠。唐杰忠先后与刘宝瑞、马季、郝爱民、姜昆等搭档，表演了《找舅舅》《海燕》《友谊颂》《虎口遐想》《电梯奇遇》等近百段相声，表演风格朴实憨厚，真实亲切，感染力强，深受观众喜爱。
台上是笑佛，台下亦然。相声演员冯巩说，团里大家都管他叫唐爸爸，无论团里同事的朋友、家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热心帮忙。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积极向上，没有低级趣味、低级包袱，一改旧艺人习气。他的徒弟节目中有句骂街的话，他听了告诉徒弟，坚决不能用，宁可不要这个包袱，也不能说脏话。
“映红花，作绿叶，甘为人梯；洒欢乐，游神州，堪称笑佛。”他的老搭档姜昆为他写下的这副挽联，勾勒出了唐杰忠的一生，淡泊名利，德艺双馨。
6月18日去世
严良堃：他走了，“黄河”呜咽
严良堃 生于1923年
严良堃走了，“黄河”呜咽。早在1940年，17岁的严良堃指挥“孩子剧团”演出《黄河大合唱》，鼓舞军民抗战士气，一生中指挥这部名曲已逾千场，被誉为“中国大合唱第一指挥”。
他有很多个“第一”：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批指派留学苏联的合唱指挥，他确立了《黄河大合唱》现行通用版本，他在中国第一个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安魂曲》，他是我国第一代合唱指挥家，是我国合唱事业的奠基人。2015年8月24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铭记历史 向英雄致敬交响合唱音乐会”上，时年92岁高龄的严良堃再次登台指挥了《黄河大合唱》。他的挚友、歌唱家胡松华赞他是英雄指挥，称他是大帅，因为他是唯一一位在战场硝烟中开始指挥生涯的指挥家，指挥艺术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指挥艺术既严谨精确，又激情澎湃，催人奋发。
面对赞誉，他总是谦虚地表示：“这并不是我个人的成就，而是《黄河大合唱》中所蕴含的那种民族气魄、爱国精神、音乐强烈的感染力，使人民感动了。”
8月15日去世
朱践耳：走聂耳没走完的路
朱践耳 生于1922年
朱践耳本来不叫这个名字，原名容实，字朴臣，因为被聂耳歌曲打动，1943年他为自己改名朱践耳，“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所以我改名为‘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
他创作了大量讴歌革命的音乐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广为流传；他实现了聂耳生前未完成的愿望——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作曲系就读；1959年，他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也因此一鸣惊人。60年代，他根据《雷锋日记》里的一阕短诗，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后由编辑定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传唱至今。他后来回忆道，“雷锋是个崭新的人，纯粹的人，心地透亮的人，他的形象活生生地闪现在我眼前，立刻，一支清新而深情的旋律脱口而出，一气呵成”。
年过半百，朱践耳开始学习创作交响乐，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交响乐的格式，应该创造中国的交响乐。”60多岁时，拎着录音机奔向云贵一带，寻访失落的民族声音，深入到原始森林，听鸟儿啾啾、溪水潺潺、风声猎猎，录下祖国大地的声音，谱写成交响乐与交响曲。
9月28日去世
钱谷融：“文学是人学，我从没有变过”
钱谷融 生于1919年
99岁生日那天，钱谷融永远地离去了，留下了“文学是人学”这个永恒的里程碑式的命题。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先读书，后教书与读书，“读心爱之书，是赏心乐事，而终身以教师为职业，则是我人生的乐事”。9月28日与孔子同一天生日，冥冥中似乎已经注定，他生来是老师。
他常常说自己“懒”，“我无能、懒惰，得过且过，从来不刻意追求什么”。他最喜欢的书是《世说新语》，晚年一生藏书送人散去，身旁枕畔唯留《世说新语》。“一本《世说新语》，一辈子读不够！”在他身上，也正体现出魏晋风度的浸润。他的学生、作家格非指出，他所谓的“懒惰”，实际上是散淡、旷放、宁静、悠远，是魏晋间人的精髓，是一种读书人的淡定与自持。
他喜欢读书却不喜欢写文章，成为牢不可破的习惯。1957年，华东师大召开学术会议，他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问世，紧接着就是漫长的批判，几十年间一直遭遇不公。但他的观点却从未改变过：“我说文学是人学，主要是说文学是写人的，是表现人影响人的，是对人的判断，讲人道主义。我从来没认为自己错。我心怀坦荡。”
11月26日去世
侯波：躲在相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
侯波 生于1924年
《开国大典》《毛主席畅游长江》《毛主席和韶山中学的师生们》……这些熟悉的影像，出自侯波之手，再现了一幕幕珍贵的历史场景。1949年，她调入中南海成为毛主席的第一位专职摄影师，至1961年12年间，用相机真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段重要历史，塑造了一代领袖人物的光辉形象，拉近了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距离。
拍摄开国大典，侯波负责在天安门城楼上拍摄，为了把场面拍得更大一些，拍的时候她的身体一直往外仰，“要不是周总理把我拽住，险些从天安门上掉下去”。侯波的丈夫徐肖冰也是“红墙摄影师”，有一次二人与毛主席合影，本来毛主席站在中间，但毛主席对侯波说，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要站在中间。这张照片如今也广为流传。
“我是照相机的操作者，我是躲在照相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侯波记录下了一位伟人，也记录下了一个时代，一生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两位老人在全国各地以及欧美日等地举办摄影回顾展，让更多人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他们说，这些照片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精神财富，照片是属于国家的，应该奉献给全社会。
12月13日去世
袁运甫：他的寰宇无限量
袁运甫生于 1933年
袁运甫和吴冠中惺惺相惜，60年代在李村，吴冠中利用粪筐作画架，第二个背起粪筐的便是袁运甫。吴冠中后来撰文戏称：我们二人无愧于“粪筐画派”之首。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大概最了解袁运甫的人就是吴冠中了。
“袁运甫似海绵，吸收一切养分；他精力充沛，贪食，又有一个强劲的胃，善于消化。”（吴冠中语）的确，袁运甫的艺术创作涉猎面极广，倡导“大美术”观，横跨水墨、彩墨、水粉、水彩、油画、素描、雕塑、壁画、装置、工艺美术、环境设计等诸多领域，打破了绘画、设计、公共艺术、艺术理论研究及美术教育之间的壁垒，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开拓创新，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面貌。
另一种“大”的创作，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投身于公共艺术的研究与实践，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华世纪坛等雄伟而庄严的殿堂，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等政府机构，北京饭店、建国饭店等老字号饭店，首都机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空间，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是城市的符号，是时代的形象，是艺术的纽带。吴冠中评价说，大型壁画“尽精微而致广大”，袁运甫“正肩负创造新传统、启发后来人的重任，他的寰宇无限量”。
12月14日去世
余光中：“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
余光中 生于1928年
余光中出生在重阳节，他自称是“茱萸的孩子”，登高也成为他命中的隐喻。他一生颠沛流离，从江南到四川，从祖国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西子湖畔，他把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二十几分钟一挥而就。余光中最初学习美国文化，而乡愁在心底的滋长，让他回到了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独辟蹊径，创作出被誉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他也被称为民族美学的传承人。他不仅写诗，也写散文，“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立体”。梁实秋赞他“左手写诗，右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他还通晓英法德文，译著《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几代人。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黄河之间。”1966年，余光中写下《当我死时》，深情呼唤要回到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而今，这位满怀乡愁的诗人离去了，灵魂终于返乡，永恒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12月16日去世
屠岸：“诗歌是我的宗教”
屠岸 生于1923年
在屠岸晚年的名片上，印着他的“身份”：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他写诗、译诗、爱诗，他为诗而生，他曾说，诗歌是他的宗教，他是诗的恋者，是向诗的殿堂进香的朝圣者。
他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了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是中国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几十年来不断再版，终成经典。他翻译的《济慈诗选》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济慈的诗曾支撑他走过一段艰难岁月。他说，我为什么喜欢济慈的诗，因为他用美来对抗恶。他编选和翻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也成为研习英国文学的必备书。他是英文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也被誉为诗坛一株当之无愧的“世纪之树”。
屠岸有个习惯，每晚睡前，在心中默念杜甫、白居易的诗，或者莎士比亚、济慈的英文诗，“诗魔伴我眠”。他的家庭聚会是诗的聚会，朗诵、分析、评点诗歌，甚至进行学术演讲。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出版家，强调编辑也要学者化，不能只做“二传手”。他儒雅谦和，淡泊名利，具有君子品格。耄耋之年出版口述史《生正逢时》，或许书名正代表着他的人生态度，一生的磨难痛苦都化成了精神财富，流传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