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下人们的阅读心理而言，大家对颂歌体报告文学一般都采取排斥态度，认为是宣传，是有偿写作，而陈瑞仪自掏腰包跑敦煌、跑合肥、跑北京去写“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却是出于一种钦佩和使命感。

　　作为文物系统的作家，尽管他写过诸多与文物保护有关的篇章，却仍觉得，不写樊锦诗，就对不住中国的文保事业。他的《家在敦煌》（刊于2012年第3期《中国作家·纪实》，2012年4月17日《北京日报》和2013年第3期《中华文学选刊》全文转载），没有简单罗列这位文博系统唯一的“双百人物”的事迹，而发现别人没发现、感受别人没有感受到的生活悲喜剧。他从情感入手，写她的坎坷经历，而这一代知识分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几乎是他们的共性。共同的命运，使作品和传主吸引住了一个特定的读者群，并影响着对敦煌感兴趣的人。

　　这部作品采取了第一人称自述的角度。这在报告文学作品中虽早已有之，但使用不太频繁。昔日取得成功的，是肖复兴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一般作者会考虑“客观性”，置身事外，以旁观者、纯客观的姿态来写作，借此显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而第一人称自述，难以摆脱主观的嫌疑，这对于追求真实客观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难度不小。陈瑞仪敢于这样写，更写出了特色，与他把握的“度”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他拿捏准了分寸，让传主多说自己心理层面的东西，少说别人，就连樊锦诗自己的丈夫、孩子，“樊锦诗”也不多说。至于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行政事务，“她”说得就更少了，只作为背景材料一笔带过。这就减少了许多争议性的内容。这种选择和尝试，凝缩了作品的负载，规避了人们诟病的那种“越写越长”的覆辙，应该予以肯定。

　　同时，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制造悬念、环环紧扣，又层层推进、一气贯通，最大限度地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用悬念串联起记忆的碎片，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特征。至于其起承转合的游刃自如和文字韵律的娴熟把握，尤其是方言俚语和口语的恰当运用，更显出作者有着相当的文体驾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读罢《家在敦煌》，“行业报告文学作家”的提法突然闪现在脑海里。行业报告文学作家的兴起，或许是解决报告文学创作队伍青黄不接的有效路径。

　　现在，评论界普遍认为，报告文学创作队伍后继乏人。报告文学创作，需要更多的生活积累和磨砺，才能在众多的现实遮蔽之中辨识真伪，这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挑战。

　　回眸报告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一个颇具启示意味的现象：李鸣生身为航天人，由写“航天四部曲”而成名；赵瑜是运动员出身，以“体育三部曲”亮相文坛，随后才有《寻找巴金的黛莉》；理由的出道，也与他的体育教练员身份不无关系，他的《扬眉剑出鞘》和《倾斜的足球场》，都是写体育的……总体看来，从上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是记者、作家和广大工农兵。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报告文学的创作队伍，基本是记者与作家。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的轰动时期，一些行业的有志者开始从身边、从自身熟悉的内容入手写作，从而进入作家队伍。各行各业在这一领域的显露头角者，展现出了自身的才华，而报告文学的作者队伍也由此得以扩充。行业作者、行业创作，应是成就报告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行业作者比较熟悉情况，有一定的专业素养，不会说外行话，更容易抓到事物的关键，更能体现出一种专业精神。陈瑞仪是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对文物考古比较熟悉。写敦煌研究院的掌门人，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怎么写，他心中有数。而作为行业内人员，采访、调查总体而言比外人方便些，也往往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各方认同。

　　不过，有个现象也值得注意：行业写作，特别是某些狭窄领域的专业写作，很容易被淹没。因此，评论界应该重视行业作者的成长，对他们的创作有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