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拍一部关于萧红的电影，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或者说，既很期待，又有点担心。说“喜”和“期待”，是因为我喜欢萧红的作品，喜欢她那种平易自然、细腻真诚的叙事。作为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萧红坎坷的人生遭遇，折射着过渡时代和战乱时代的面影，而她的文学世界则蕴含着死与生、苦难与抗争、毁灭与希望、轻贱与尊严等复杂的主题内容。她的作品有母性的温暖，有大地的宽厚，有泥土的朴实，有星空的辽阔。那是一个深邃而迷人的世界。

　　为萧红拍一部电影，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她，阅读她，喜欢她，这等好事，为何又要“忧”要“担心”呢？这是因为，萧红的人生经历和文学精神既简单又复杂，很难把握，很难表现，弄不好就会“跑偏”，就会满足于对那些所谓的“爱情故事”的猎奇性渲染。天下的事真是古怪得很，总是你怕什么，它偏来什么。看过新近上映的《萧红》，我发现自己的担心并不多余——他们把一个好题材浪费了，把一个值得期待的电影拍砸了。

　　这部电影的画面拍得非常华丽，非常唯美，场面和氛围也力求逼真，但是，我却并不觉得它美，也不觉得它真，反而有一种极为别扭和不快的感觉。这是因为，这种夸饰而浮华的唯美，这些庸俗而浅薄的情调，与萧红凄苦的人生是不协调的，与她温厚的心性和优雅的趣味是格格不入的。豪华而宏大的场景和画面，给人的不是美感和真实感，而是一种空洞而虚假的感觉，是这个娱乐时代在审美趣味上的粗俗和轻浮。电影《萧红》试图通过外在的画面冲击和视觉震撼来征服观众，殊不知，电影的魅力和力量来自于人的心灵深处，来自于深沉严肃的道德主题，也就是说，伟大的电影应该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物的内心世界，集中在对他的人格和情操的表现，从而最终塑造出一个让你认同和尊敬、甚至让你崇拜和热爱的人物形象。

　　萧红之所以了不起，不仅因为她有不俗的文学才华，还因为她的情感世界是博大的、健康的。她从磨难中走过来，是一个屡受伤害的人，她因此而感伤，而寂寞，而充满对爱的渴望，但是，她的精神是健康的、有力量的；她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对世界和人生心怀恨意；她的心是热的，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用怜悯的态度看人生，但又不乏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她笔下的世界，是一个诗意的有情世界，有一种坚韧而深厚的精神质地，有一种从容而镇定的风度。在《呼兰河传》里，她写童年的欢乐和哀伤，写芸芸众生的苦涩而艰难的生活，也写不幸者的痛苦和死亡。她这样向命运发问：“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似，为什么这么悲凉。”这样的问题，总是侵扰着她敏感的心：“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是的，人生的悲哀和凄凉，也是张爱玲喜欢表达的情绪，但是，张爱玲的感叹里充满寒凉的秋意，是像秋水一样冰冷的。而萧红的“天问”和叙事里，则有春阳般的温暖，是含着深深的爱意的。萧红对大自然，对一切生命，都以孩子般纯净的眼光来看待。她这样写黄瓜花：“黄瓜的小细蔓，细得像银丝似的，太阳一来了的时候，那小细蔓闪眼湛亮，那蔓梢干净得好像用黄蜡抽成的丝子，一棵黄瓜上伸出来无数这样的丝子。丝蔓的尖顶每棵都是掉转头来向回卷曲着，好像是说它们虽然勇敢，大树，野草，墙头，窗棂，到处的乱爬，但到底它们也怀着恐惧的心理。”这样的描写，显示着萧红细腻的感受力，显示着她同情一切的态度。张爱玲的笔下，很少出现这种“物微意不浅”的描写；丁玲倒是偶尔会写到，但是，与萧红比起来，她的描写显得就不够专注和细腻，缺乏那种深入其中的“自居”和“移情”的能力。一个电影艺术家如果想表现萧红的内心世界，就要认真研读她的作品，就要深刻理解她的精神世界，进而发现她在伦理精神上的高尚和伟大。

　　然而，电影《萧红》从一开始，就找错了方向。它没有将焦点对准人物的精神世界，对准她的文学世界，没有致力于研究和探索萧红之所以优秀的精神特点。像当下许多流行的电影一样，它将注意力放在了作家的私人生活方面，放在了男欢女爱方面。不是说这些内容不能成为表现的内容，而是说应该从这些内容里开掘出更加丰富的人性内容和更加深刻的道德主题，要赋予它以令人深思的意义感。本来，萧红与鲁迅的交往，是电影应该着力表现的一个事象，鲁、萧的交往中，也有很多的细节和故事，可供采择和利用，但是，导演完全没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在这部电影里，鲁迅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似乎就是那句近乎轻慢的“你怎么谢我”的话——这简直是对鲁迅的亵渎。无论导演处理鲁迅和萧红交往细节的初衷何在，它留给人的感觉都是消极的、倒胃口的。

　　影片《萧红》的宣传词说，萧红“点燃了六个男人的激情”。这种俗不可耐的商业话语，“昭昭明甚”地显示着电影制作者的趣味倾向和深层动机。迎合低俗的娱乐心理，规定了他们的创作路向。这部电影的取材，大多来自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但是，编导们却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取舍，来想象和生发。在电影《萧红》的极度简单化的“爱情”叙事里，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怯懦、自私的“负心汉”与一个不幸而多情的女性作家的情感纠葛。几乎所有的爱情都是浮薄的，都是缺乏情感内容和精神深度的。“爱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都简单得近乎随便，都是只有外在动作，而没有心理内容，给人的感觉实在是近乎无聊的。演员的模样是漂亮的，但这漂亮，与人物的性格，与深刻的意义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整部电影看起来就像是冒了“萧红”之名来演绎的一群电影明星的爱情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嘻嘻哈哈，风风火火，飘忽而来，飘忽而去，像影子一样，虚虚地一晃而过。看完这部华而不实、俗而不雅的电影，只觉失望和沮丧，仿佛自己的智力和人格，无端地受了羞辱和嘲弄。

　　伟大的电影都有一个深刻的道德命题，都内蕴着理想主义的升华力量。但是，在《萧红》这部黯淡无光的电影里，观众却看不到深刻的道德主题和理想主义的光芒。是的，没有内在深度，没有精神高度，没有道德理想，这就是这部电影最致命的问题。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时光》中谈及优秀电影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伟大的作品诞生于艺术家表达其道德理想的挣扎。事实上，他的理念、情感全部源自于这些理想。如果他热爱生命，渴望了解它、改变它、使它更好——简而言之，如果他着眼于致力强化生命的价值，那么，现实的图像经过他的主观概念，经过他的心智加以筛选，这一事实就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努力，目的在于使人变得更为完美：一个美丽世界，以其和谐的感性和理性，以其高贵和自持来赢得我们的心。”

　　真理总是像阳光一样简单和明亮。塔可夫斯基的这段话，就是关于电影艺术简单而朴素的真理。它接近人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但是，读来仍然让人觉得新鲜和警策，值得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抄在这里。对电影《萧红》的所有主创人员，对那些花了几亿甚至十几亿人民币拍电影的导演们来讲，塔可夫斯基的这段话尤其具有指示方向的意义，愿他们“三复其言”，并有所憬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