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战--从通俗到恶俗的历史流变

（摘选）  “sch”，韩少功译为“媚俗”，有严重偏颇，引起普遍误读。本文中改为“媚雅”，为八十年代之沙龙语词，亦非十分妥帖。陈冠中音译为“刻奇”，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陈冠中在2005年8月2日《中国时报》上发表的《西方现代文化札记：camp, trash,kitsch》，对“刻奇”现象做了现场描述，可供参考—— 在容易被察觉的一端，刻奇是：生日贺卡、手机音乐铃声、情人节的玫瑰花和心形巧克力、电梯和经营场所的背景音乐、快餐店、茶餐厅、回转寿司、波霸奶茶、圣诞歌和圣诞装饰、邓丽君的歌、金曲合辑、大部分流行情歌、大部份广告词；刻奇是寇克所说的影像：「各种小狗小猫、流泪的小童、抱婴孩的妈妈、有性感嘴唇和勾魂眼的长腿女人、有棕树的海滩和彩色的日落、鸟瞰丛山的瑞士田园村庄、欢愉的乞儿、悲伤的小丑、可怜忠诚的老狗」。 在较易被遗忘甚或被向往的一端，刻奇是：以红白绿作装饰的意大利餐馆、侍应生穿民俗服饰的风味食肆、仿古中式装潢的茶艺馆；刻奇是老外穿唐衫旗袍、中国人家里放仿义法宫廷家具；刻奇是门前有罗马柱的别墅（如果建得很夸张倒可以变成坎普对象）。 刻奇是放烟花歌舞升平，是胸前别了领袖章、脸上洋溢幸福的神情，是一幢洋房两部车的中产形象。 刻奇不单是迪斯尼、拉斯韦加斯、电视塔、卡拉OK，几乎所有主题公园，不单是各景点自我打扮的假古董和地方色彩，还是去景点旅游兼拍照留念的心态。 刻奇是城市酷人类想象自己开着越野车到偏远地区看原汁原味的土人；刻奇是拍婚纱照；刻奇是高档楼盘的名字，什么中心、什么广场、什么城。刻奇不仅是酒店房间那幅不难看的行货画，还是大部份五星酒店很舒服很制式的房间装潢和服务。 或许我们真的要分辨好的刻奇和刻奇的刻奇，如凯尔的好垃圾、好烂片，桑塔格的关于坏品位的好品位（在纽约知识分子攻击刻奇最严厉的时期，还真有「精巧的刻奇」一说）。 就算自认为很有文化很有品位的人，严格来说每天仍得过一点刻奇的生活，不再是梵谷向日葵咖啡杯，而是一切稳定的、可期待的、可重复的、没有增加我们新认识的、不费我们神而满足我们的生活，其中包括受大家认同的好生活。 刻奇是绝大部份人的生活，但却不是全部的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附刻奇音乐：屠洪纲《战士歌唱东方红》

　　“sch”，韩少功译为“媚俗”，有严重偏颇，引起普遍误读。本文中改为“媚雅”，为八十年代之沙龙语词，亦非十分妥帖。陈冠中音译为“刻奇”，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陈冠中在2005年8月2日《中国时报》上发表的《西方现代文化札记：camp, trash,kitsch》，对“刻奇”现象做了现场描述，可供参考—— 在容易被察觉的一端，刻奇是：生日贺卡、手机音乐铃声、情人节的玫瑰花和心形巧克力、电梯和经营场所的背景音乐、快餐店、茶餐厅、回转寿司、波霸奶茶、圣诞歌和圣诞装饰、邓丽君的歌、金曲合辑、大部分流行情歌、大部份广告词；刻奇是寇克所说的影像：「各种小狗小猫、流泪的小童、抱婴孩的妈妈、有性感嘴唇和勾魂眼的长腿女人、有棕树的海滩和彩色的日落、鸟瞰丛山的瑞士田园村庄、欢愉的乞儿、悲伤的小丑、可怜忠诚的老狗」。 在较易被遗忘甚或被向往的一端，刻奇是：以红白绿作装饰的意大利餐馆、侍应生穿民俗服饰的风味食肆、仿古中式装潢的茶艺馆；刻奇是老外穿唐衫旗袍、中国人家里放仿义法宫廷家具；刻奇是门前有罗马柱的别墅（如果建得很夸张倒可以变成坎普对象）。 刻奇是放烟花歌舞升平，是胸前别了领袖章、脸上洋溢幸福的神情，是一幢洋房两部车的中产形象。 刻奇不单是迪斯尼、拉斯韦加斯、电视塔、卡拉OK，几乎所有主题公园，不单是各景点自我打扮的假古董和地方色彩，还是去景点旅游兼拍照留念的心态。 刻奇是城市酷人类想象自己开着越野车到偏远地区看原汁原味的土人；刻奇是拍婚纱照；刻奇是高档楼盘的名字，什么中心、什么广场、什么城。刻奇不仅是酒店房间那幅不难看的行货画，还是大部份五星酒店很舒服很制式的房间装潢和服务。 或许我们真的要分辨好的刻奇和刻奇的刻奇，如凯尔的好垃圾、好烂片，桑塔格的关于坏品位的好品位（在纽约知识分子攻击刻奇最严厉的时期，还真有「精巧的刻奇」一说）。 就算自认为很有文化很有品位的人，严格来说每天仍得过一点刻奇的生活，不再是梵谷向日葵咖啡杯，而是一切稳定的、可期待的、可重复的、没有增加我们新认识的、不费我们神而满足我们的生活，其中包括受大家认同的好生活。 刻奇是绝大部份人的生活，但却不是全部的生活。 杰夫上传并管理 附刻奇音乐：屠洪纲《战士歌唱东方红》 

　　早在30-40年代，延安就已学会征用民间资源，以通俗的方式，对干部和民众展开思想教育，《兄妹开荒》和《白毛女》，都是这种战略的文艺结晶。其间隐藏着某些学者鼓吹的“文学民间”的战略目标。文革结束之后，以“枪杆诗”和斗争文学为核心的“革命文艺”，继续穿戴“毛语”和“民间话语”的外衣，进占国家文化的主流地位。这意味着通俗风格始终是“政治正确”的，而此外的一切风格，都应受到质疑。

　　昆德拉对媚俗（媚雅）的最新解释，引发当年知识界的热议。在北京、上海、武汉和广州的高校学术沙龙里，“媚雅”曾经成为火爆的语词，它加剧了人们对崇高、优雅和乌托邦真理的质疑。批判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利用昆德拉的阐释，对左翼理论家展开反击，但在80年代，高雅和通俗的争议，还仅限于风格的政治正确与否。它未能扩展为大众文化消费权利的实质性探讨。这是因为，在前互联网时代，高雅和通俗的问题、媚雅还是媚俗，只是官方和知识分子共同垄断的话题。 1989年是崇高意识和英雄主义的终结之年，它在最后一次登台亮相后黯然跌落，破裂在黑暗的午夜。此后，随着王朔式电视剧的流行，流氓主义开始盛行，并且取代精英文化，成为“中国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颠覆了“假、大、空”的伪崇高之后，王朔主义也取消了人们对真理的感受性。在1990年的寒冷冬夜，电视剧《渴望》刚刚还在宣扬小人物自虐式的崇高，《编辑部的故事》就已撕破庄严的人生面具，调侃它的崇高意义。在中央电视台的支持下，审丑主义美学开始流行起来，而它的叙事主体则转向北京大院子弟。正是那些革命先辈的后代们，率先葬送了优雅、崇高和理想主义的信念，并以反讽的方式搜寻新的价值出路。 王朔以敏锐的笔触，独立地改写了一个时代的叙事语法。自此，流氓主义造型开始成为一种主流。它从文学开始，席卷美术、电影、电视、戏剧等诸多领域。方力钧的大头流氓形象，是一种如此放肆的存在，散发出呆傻而无耻的光辉，犹如一个时代的病态记号，激励民众沿着流氓化道路奋进。仅仅花费近十年时间，流氓美学就已成为本朝的核心价值。越过千禧年的钟声，它内在地降临于世人的头脑，向我们发出“氓俗”（流氓之俗）的召唤。 三. 15年之后，这场俗化运动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作为“中国娱乐元年”，大量丑角式面容在2005年开始涌现。从芙蓉姐姐、程菊花、上流美、中产兰、芙蓉妹妹、芙蓉哥哥，国学妹妹、到后起的凤姐和犀利哥等等，历经数年，构成了“芙蓉家族”的庞大阵营。 这同时也是新一轮“以丑为俗”的运动。丑角们在互联网中崛起，挑战传统美学及其生理底线，成为零年代的文化旗帜，为娱乐群众的广场式狂欢，提供令人震惊的题材。而官方媒体则给予热烈声援。上海某家报纸，在同一天里，竟用整整7个版面来报道芙蓉姐姐的故事，据此书写了中国报刊的历史新篇。而就在那种针对丑角的嘲笑之中，公众得到了必要的安慰与满足。 这是从80年代的“通俗”，经过90年代的“氓俗”，到零年代的“丑俗”的三次推进，表达出颠倒人类常识的革命性力量，却仍然不是俗美学的历史终点。所有那些俗人、俗务和俗趣，在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继续向伟大的文化恶俗全力飞跃，完全超出了日常趣味的底线。本文所谓的“文化恶俗”，并非指那些民间自然生长的通俗文化，而是那种受到政府鼓励的低级趣味，以民众需求的名义加以大量生产，又反过来逼迫民众进行全方位“消费”，并最终剥夺其多元文化消费的权利。 电视台、出版社、各地党报的子报体系，无疑是零年代恶俗的最大生产单位。文化职能部门拒绝进行影视分级，继续鼓励镜头暴力；而作为节目评审唯一标准的央视索福瑞收视率指数，更是逼迫全体电视从业人员向恶俗投降。 与此同时，所谓的高票房，支持了恶俗的“国产大片”的繁荣。从《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三枪拍案惊奇》，作为中国电影的官方首席代表，张艺谋电影的恶俗指数与日俱增，达到令人惊艳的地步，成为中国式恶俗的最大视觉源头之一。 在文化危机的黄昏，只要借助一种反思的光线，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多少年来，正是文化管理者自身，热烈地玩着雅和俗的博弈游戏，犹如一盘漫长而精妙的自弈式围棋。它时而打压高雅，时而围堵通俗；左右互博，乐此不疲；循环再三，周而复始，种下了文化退化的阴郁基因。此刻，黑白两种棋子已经再度摆好，新一轮的博弈又将启动。而在这自我缠绕的棋局里，弈者既是赢家，也是输家，此外没有第二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