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一些作家热衷于呈现乡村凋敝，渲染生存苦难，表现私欲膨胀，描绘性爱游戏，披露腐败现实……文学主流为揭露黑暗，展示丑陋，以向世人昭示道德沦丧和精神危机的信号。这种语境下，作家貌似扮演着道德良心的楷模，却不自觉地误导着民心走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宏伟夙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以启蒙为旗帜，为挽救民族于水火，对国民施以精神治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继承五四文学传统，以“左翼”作家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以更贴近民众的文艺作品为民族解放提供正能量。当代文学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也以强劲的态势，显示出作家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注，以及对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期许。十七年文学对社会主义新人新生活的讴歌，以及新时期文学对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的展现，确证了主旋律文学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那些追随时代主潮的文学作品，如今看来，尽管在艺术表现上不免粗糙和幼稚，但确是特殊历史时期文艺干预社会、干预生活的主要载体。在为民族复兴的意义上，文学为中华儿女在四化建设中提供了极大的精神动力和情感支撑。

　　新时期文学中，徐迟、谌容等作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和赤子情怀深表崇敬，写下了《哥德巴赫猜想》《人到中年》等经典之作，引得无数读者共鸣。然而，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发生了不小的转折，国家民族的宏大诉求让位于“个人化”的微型书写。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对私人经验的书写，“新生代”作家对都市的欲望化想象，以及“底层文学”对城乡弱势群体生存空间的探视，以对被国家民族视野所遮蔽的个体空间的敞亮，实现自身对宏大叙事的反动。当然，我们无法忽略《一个人的战争》在女性经验揭示上的深刻性，也不能无视“新生代”作家对物欲现实中都市男女迷失、困惑和挣扎的情感况味的无奈言说，更不能怀疑“底层文学”倡导者关注民生问题的真诚与热忱。尤其是当前某些乡土文学作品，已逐步摆脱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二元思维模式，而是自觉站在时代高度，审视社会转型期的乡村文化形态和个体生存现实。梁鸿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痛感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农耕文化的寂灭。陈应松中篇小说《夜深沉》有力地呈现了城乡二元格局中农民工“无根”的生存窘境。这些作家的现实主义书写，见证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尖锐的问题意识释放出文学的正能量。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从这个划分来审视当下文学，我们发现，“观”与“怨”的文学似乎过剩，而“兴”与“群”的层面，新世纪文学的艺术表现力相对疲软。个体叙事对抗宏大叙事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把生命个体从民族国家想象的遮蔽中推向前台，让文学真正实现了人本的回归。从艺术发展规律看，这自然是文学的进步。但近二十年来，一些作家热衷于呈现乡村凋敝，渲染生存苦难，表现私欲膨胀，描绘性爱游戏，披露腐败现实……文学主流为揭露黑暗，展示丑陋，以向世人昭示道德沦丧和精神危机的信号。这种语境下，作家貌似扮演着道德良心的楷模，却在不自觉地误导着民心走向。在表面的物质繁荣中洞穿人性的危机四伏，这本是文学赋予作家的职责。但对此，作家大可不必唉声叹气，更不可无病呻吟。审美辩证法告诫我们，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并不全然如底层文学所呈现的那样病入膏肓，悲惨兮兮，那种向善之心和高尚人性从未彻底泯灭。

　　当代作家中，张炜是典型的理想主义坚定持守者，那种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人文救赎情怀以及道德理想主义所铸就的精神高原，在其力作《你在高原》中依然主导着文本的意义空间。同样是道德守望者，刘醒龙在《天行者》中为我们勾勒出乡村民办教师的精神画卷。他们谈不上宏大的抱负，但对教育的坚定信念，对孩子的苦心培育，及其随之而来的精神困惑与曲折命运，却令读者为之动容。作者认识到这个群体作为现代文明传播者的特殊的历史作用，又极力凸现出他们在相当清贫的环境中的道德坚守及其所表现的高尚情怀。而现代文明的普及，知识者的道德持存，也正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张炜的文字闪烁着无穷的理想之光，刘醒龙对被主流文化所遮蔽的乡村民办教师怀有无比崇敬之情，那么，麦家的叙事让读者体验到家国情怀指引下个人悲剧的神圣与庄严。《暗算》《风声》等小说中那些天质不凡的奇才和智谋超群的特工报效国家的人生追求，不能不让我们倍感振奋。他们荒诞命运的背后，正是那种生死不计的崇高感和信念至上的神圣感。他们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就是中国的当代英雄。在作品经过影视剧转化以后，这种精神追求和人格力量所蕴藉的文学正能量得到放大和升华，引导着当代人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张炜潜心塑造的精神乌托邦，还是刘醒龙、麦家所推崇的无私奉献的高尚人格，无不指向有理想有担当的生存意境。而这种生存意境正是提供文学正能量的精神仓库，也是中华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所必要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广西文学》杂志编辑、全国中青年文艺评论家高级研修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