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人，往往在梳理了事情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之后，得出若干“规律性的结论”，这是唯物论者所谓的“历史的必然”，其实也就是唯心论者所谓的“宿命”。我在大学念的是历史专业，承蒙魏昌先生的抬爱，对于楚史产生了最初的兴趣，毕业论文题为《论楚舞》；以后念硕士，业师张正明先生正是楚学研究的首席专家，我的硕士论文题为《论楚怀王》；毕业后做编辑，念博士，在龙泉明先生的指导下，毕业论文做的就是《道家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其后还与刘玉堂老师合作写过一本《荆楚文学史》。回首人生中最美好的23年青春岁月，读书写作一直没有离开过楚史、楚文化的范畴。如此，我想到写作楚王系列小说，也就是情理的必然，正所谓其来有自，良有以也。

　　而真正的写作冲动，还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因为在既有的历史文献、文学创作中，楚王都被小丑化、妖魔化，几无例外，其根源在于“中原正统”史观。戴上“中原正统”的有色眼镜，则楚人莫不沐猴而冠，楚王莫不小丑跳梁。其实只要稍作思考，我们就会心存疑惑：如此弱智的楚人楚王，怎会立国八百年？又怎会从方圆五十里的蕞尔小邦，发展壮大为方圆五千里的东周时代的第一煊赫大国？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领先，再从中兴到衰败，从辉煌到落寞，其间蕴含多少经验和教训，值得后人吸取和借鉴？早就到了正本清源的时候，早就应该有几本正面描述楚国兴衰成毁的历史小说，我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楚武王》，正是这种“正名”冲动的产物。

　　同理性、枯燥的学术论文相比，文学创作更为感性，也更为生动丰盈。郁达夫早就说过，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诚哉斯言！《楚武王》中自然也有我的自叙成分，有我成长和行走的人生经验。我出生在贫乏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农村度过，高中时代曾用两个星期的生活费购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以至于餐餐只能酱油拌饭；又自费订阅过一年的《中国作家》，此种狂热，在同学中堪称异类。高中时代开始写作、投稿，严重偏科，大学上了师专，念了历史，开始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在广泛阅读经典名著的同时，也狂读当年流行的汪国真、席慕容、琼瑶、三毛、金庸、古龙，与校园内、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时相过从，俨然文艺青年。惜乎彩云易散，时光匆匆，转眼临近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教书、读书、工作、成家，不断打破命运的枷锁，奋起抗争，在不断地得到贵人相助、师友鼓励的同时，自然也饱受宵小之辈、开店武大的暗算和压制，遍体鳞伤，情感变得粗砺，但我深深地知道，在内心深处，一直葆有一片文学的蓝天。无数次，我行走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明驼黄沙的大漠，榆槐掩映的古镇，残阳落照的塞外，巨涛拍岸的海边，云生莲花的高原，在寂寞的旅舍客栈，午夜梦回，听着细雨敲打窗棂，轻风吹拂铁马，急雪扑打灯笼，浪涛拍抚海岸，无眠的深宵，内心总会涌动急管繁弦：这部书应该是一本饱含爱恋、青春、理想、奋斗和正义的书。

　　在漫长的写作的深夜里，一灯如豆，煮茶品茗、抽烟骋思之余，曾经吟诵出一首小诗：“数载寒灯歌楚些，一卷长编述流年。夜阑屡抚青锋剑，且将雕栏再拍遍。满天星斗照山湖，半室茶烟绕未眠。山重水复当年事，丹青难写是精神。”

　　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对楚国历史文物、制度风俗等下过细致的研求工夫，在硬件的“逼真”性上力求还原历史，同时对于隐于岁月烟云背后的历史人物作“体贴”地刻画，力求刻画历史人物挣扎求生存的主体精神，其间自然富含我的情感投射，但亦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