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近照

《带灯》封面

　　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心里时常会产生巨大的困惑。近日读完贾平凹的新作《带灯》，失望地看到作家仍坚持“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秦腔》后记)，并以为这种写法类似巴萨的足球，“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带灯》后记)从40万字的《秦腔》纷乱的线索、人物，到36万字的《带灯》仍然烦琐的生活实录，作家离艺术的想象越来越远，离生活的地面越来越近了。

　　题材的突破与生活的偏见 

　　《带灯》遵循了作者一贯的写作原则：写作必有原型。这次的原型是作家结识的一位山区乡镇女干部，负责综合治理。带灯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作品中，都是作家心目中一个“可亲可敬”、“高贵”、“智慧”的人物。写农民、农村工作者的善良天性曾让贾平凹早期作品充满人性的光辉，善与恶的纠葛也是他组织情节的重要方式。天狗(《天狗》)、秃子(《商州》)、小月(《小月》)等人物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画廊中醒目的画像。带灯这个名字本身就有着光明的意味。带灯原先叫“萤”，因为读到书中有“萤生腐草”的说法，心里别扭而改叫带灯。小说结尾写萤火虫落到了带灯的头上，肩上，衣服上，“带灯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可见作者几乎把带灯当作人世间拯救苦难的佛来写的，她“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如萤火虫般把生命的光亮奉献给他人。可全文除了结局时突兀地给带灯添上这个辉煌的尾巴外，其余有关带灯社会生活事件的叙述则平淡得近乎板滞，细碎得几近无聊。带灯区别于周围人的小善良、小清高、小文艺才华都不足以改变她乖顺听话、随波逐流的基本性格特点，她的美涣散在每日应付的工作中、淡然寡味的生活中，涣散在作家对现实秩序有意识的迎合中。

　　带灯综治办主任的身份，一方面是作家写作题材的突破，基层干部第一次成为贾平凹作品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使作家站在新的立场审视普通农民，农民形象在这部作品中遭到贬抑。和许多写实派作家一样，贾平凹自觉地承担了为一个时代代言的责任，他把这种“自觉跟紧时代脉搏”的意识叫作“现代意识”。贾平凹说：“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带灯》后记)文学的现代意识在这里等同于对时代的干预、对当下生活的焦虑，现实生活取代了艺术作为“某种纯属形式的东西”(尼采语)，生活的偏见削弱了作家对民众更为高尚的关怀。

　　　农民形象的塑造 

　　《带灯》中上访的农民成为社会矛盾的重要制造者。带灯最重要的工作是阻止农民上访。在带灯眼里，那些老上访户就是农村的刺儿头，他们不安心生产，把上访当作便捷的谋生之道，对一些明明解决了的问题还纠缠不休。带灯把他们看成可怜又令人生厌的脓疮，摆也摆不脱，挤也挤不掉。王后生就是这样一个吃上访的专业户。王后生第一次出现在樱镇政府大院时，口袋里装着两条蛇，他一边玩着蛇一边把书记堵在办公室倾听“群众的呼声”，结果被带灯用棍子敲了手。他鼓动从大矿区打工回来得了肺病的人上告，“每家给他两百元钱，他负责去告，将来告赢了，国家给了救济款每户抽给他两千元就是了。”带灯质问王后生：“你怎么变得这么坏呢，让人恨你！”带灯对上访者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政府是唐僧肉？”“如果把上访当作发财的途径，那你们就上访吧。”这些上访户是自私、贪婪、狡猾、不顾脸面的泼皮无赖，而不再是令人怜悯的弱势群体。

　　从《浮躁》开始，贾平凹不再倾心于塑造商业时代的英雄，而是对被金钱腐蚀的人性进行批判。如果说《废都》时期作者对变革后的社会乱象还表现出无奈的心境，那《带灯》中作者对农民中的暴发户则表现出露骨的痛恨，他把这些先富裕起来的人看成抢占社会资源、为富不仁的黑恶势力。元家五兄弟是樱镇的豪强，要办大工厂的消息传出后，元家五兄弟抢占河滩开沙厂，协助镇政府搞搬迁，是帮助官员处理“不听话”群众的黑手。薛家兄弟在大工厂建成前就收购老街的旧屋，等着大工厂建成后把老街改造成一个集餐饮、商业、娱乐一条龙的服务中心。看到元家沙厂挣钱，薛家也疏通关系办了另一家沙厂，两家沙厂的恶性竞争最终引发了两个家族的群体斗殴事件。元、薛两家带着资本原始积累时噬血的特性，用他们的精明、强悍、凶暴不知餍足地攫取财富。

　　宗教感缺乏与男性写作 

　　夏志清批评中国现代文学肤浅，因为没有像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那样“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作家正视人生问题时内心缺乏一种深刻的宗教感。这样的认识同样适用于中国当代文学。贾平凹虽然总在强调“实录”生活，但他单一的价值判断只能将人物分成善与恶、是与非两类，这造成了他的小说“难以摆脱视域上的单一性，带来人物、故事上的重复”。(洪子诚语)

　　同样在主人公带灯这个形象的塑造上，贾平凹没有将带灯生活的矛盾放到樱镇这个矛盾纠合体中，政府工作者身份让她成为樱镇人敬畏、巴结、羡慕的对象。带灯分裂的生活源于她自己对生存状态的不满——美丽的外表、大学的文化、小资的情调都让她从精神上远离樱镇那些“带虱子的人”。贾平凹说“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这个无涯的想象来自带灯对从樱镇走出去的作家、官员元天亮的爱情幻想，她不断给对方发上千字的“短信”表达自己狂热的爱恋。

　　《带灯》发表时贾平凹刚过六十，他希望新作能有西汉文章品格，向海风山骨靠近，用意直白，下笔肯定。比照带灯的现实与幻想两种生活，作家运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笔调写，前者用枯笔，后者则回到以往浪漫、灵动、华丽的明清文风。带灯对元天亮放弃自我、甘做“秘书、书童、阳台上的花草、桌前的小猫小狗”的爱情让我想到《废都》中围绕着庄之蝶身边的文艺女青年们，她们爱情产生的唯一缘由是这个男人拥有令人渴慕的地位。

　　从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开始，当男性写作在政治话语一端触礁，自然就带着失落、惆怅回到女人中间。他们在搞情趣、闹爱情中体验与官场同样的征服、委靡、痛苦。商业文化的娱乐性和作家精神的自恋需要交和在一起，生活之重轻松地消融在第二性崇拜的目光中。

　　新时期文学重回“五四”倡导的“人的文学”传统，以艺术的创造力探索更为深广的人生，这种创造力不应该仅仅表现在文章题材、结构方式的变化上，更应该体现在作家打量生活的新的精神境界中。当作家用文字的光亮照临世界的时候，这光芒应如萤火虫一样，即使很微弱，也足以给人类希望，因为它是勇敢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是崇高的理想之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