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崇尚金钱的时代，仍有一些评论工作者在不计功利、默默地从事着这件报酬不高、责任不小的事业。 

　　我手里有一张寄给东莞作者柳冬妩的汇款单。因为逾期未领，汇款退回来了。查了一下，这是《艺术广角》去年的稿费。让编辑跟柳冬妩联系，问是不是地址写错了，或者名字有误，弄清楚了重寄。写文艺评论不容易，比别的文体更费心血，稿费普遍还不高，不能让作者白辛苦。编辑回来告诉我：地址、名字都没错。柳冬妩说，稿费他有意未领，他不要我们的稿费。他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编辑的敬意：你们这样认真对待作者太让人尊重了。

　　心里有一点小感慨。当编辑断断续续二十年，无数次跟作者打交道，除了栏目宗旨，稿费标准通常是应该交待的事情之一，近些年尤其这样。我2011年夏重当编辑，约稿电话打过一些，稿费标准有时还得含混过去——虽然我们可以及时把稿费发出去，毕竟文艺评论刊物稿费的吸引力已经非常有限，跟电视剧编剧每集几万、几十万的标准相比，可以忽略不计。让我感动的是，大部分评论作者，在答应写稿子时，并没有问稿费标准，这让我少了尴尬，让我相信稿费标准很重要，但不是评论家们看重的全部。

　　写作者的时间精力有限，写作的资源也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的稿约。在我这里，约稿报刊的质量、声誉甚至与编辑个人之间的交情，占了很大的成分。我相信还有很多写作者跟我有相同的想法，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文艺评论报刊多少年来稿酬标准远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却仍旧有很多人还在坚持投稿。抛开某些人评职称、拿学位的功利需要，其实大多数评论家是愿意以笔抒心中块垒、参与文化建设的人。至于文章水平的高低，那里面有更复杂的因素。文艺评论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评论家以自己的劳动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事实上，许多评论家并没有把稿费当成最主要目的。

　　以前看过几篇柳冬妩写的关于“打工文学”的评论。因为他拒领本刊稿费这件事，忽然想到：他为那些最底层的“打工作家”、“打工诗人”写下的评论文章，应该是不会有人给红包的吧？

　　由关注“打工文学”的柳冬妩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关注基层创作的令人尊重的评论家并不是个例，像我认识的大连评论家王晓峰，他为大连本地作者以及外地的普通作者写了很多文艺评论，翻看他写的厚厚的大连作者评论集，我曾经感慨：你写这么多基层作者评论，那得多少时间用来阅读啊？你还有自己的时间吗？

　　写下这些，是想表达这样一点想法：当文艺批评饱受诟病，当我们感慨文艺批评为什么问题意识不够强，文艺批评为什么不能写得更好看的时候，我们还应该看到文艺批评的另一面：在这样一个崇尚金钱的时代，仍有一些评论工作者在不计功利、默默地从事着这件报酬不高、责任不小的事业。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刊物的主编，我向他们致敬。

　　（作者系辽宁省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艺术广角》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