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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民俗研究的范式建构 ——评黄涛《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

时间:2012年03月23日 来源:中国艺术报 作者: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黄涛所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是综合了民俗学和语言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将民间语言现象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北方农村文化背景和生活情境当中,就一些典型的语言文化事象,诸如亲属称谓、拟亲属称谓、人名、咒语等进行了深刻的解释。该书具有建构意义的观察与思考,使我们能够对“语言民俗”的界定、对其在民俗学研究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等都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

  毫无疑问,本书已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民俗学在这一课题领域上的空白,同时建立了民俗文化研究的一种范式。这一范式可简单概括为两个结合:语言学与民俗学的结合,民俗学理论探讨与语言民俗志的结合。

  由于作者以在自己家乡——河北省景县黄庄所进行的深入田野作业为基础,又具有多学科的理论修养与知识积累,所以能够对许多民俗现象形成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在更加贴近民众心理的方向上,对村落生活中的语言交往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比如:提出拟亲属称谓对于村落地缘人际关系的表达意义和维系功能;对村外婚传统发生变化后,称谓体系与社群关系一道受到冲击的分析;对巫术与宗教互相区别中的咒语与祷词、神谕的异同性解释;对钟敬文先生讲过的关于民俗作理性、感性和习惯意识三分法的重新阐明等,都是很有见地的。

  过去的民俗学研究过于注重把民俗现象予以分类思考。按照这种思考模式,语言民俗只是孤立的一类,与其它类别的民俗现象好像关联不大,可以分别对待。但语言民俗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民俗类型,很难作为一个分立于其它类型的民俗现象来看待。一方面,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交际场合都离不开口头语言;另一方面,口头语言又包罗万象,其内容涵盖了生活文化的各个方面。把民间口头语言当作民俗现象,其范围是相当广的,其表现形式、类型和内涵是相当繁多的。仅仅在一本书里,黄涛博士不可能把所有的语言民俗类型、把口头语言所承载的所有民俗类型都说尽,他选择了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研究方向,也是一个很成功的突破口,就是探讨语言民俗的研究范式,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注重语言文本与语境的密切关联。这里所说的语境既是指日常交往过程中的各种情境,也是指一个地方社会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方民众所共有的知识体系与文化背景。小到词、短语,大到成段的故事,所有语言文本只有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才具有完全确定的意义。

  重视语境,就要注重考察词语的民俗意义在口语交际中怎样呈现出来,也就是关注民俗语言在生活情境中怎样被运用。“用”在这里是一个核心词。这种研究范式跟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有密切关联。鲍曼学术思想的形成就主要受益于语言学,特别是戴尔·海姆斯的“交流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或“言语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主张语言研究应由关注“语言能力”转向关注“语言运用”。鲍曼从海姆斯的课程中受益很大,称自己理论的特点可加一个“语言人类学中的言语民族志”的标签,即强调“运用”。巴莫曲布嫫提出表演理论应该翻译为“演述理论”,而我还认为可以译为“演用理论”,重在“用”字。黄涛在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以后,继续关注文本跟语境的关系问题,运用语境学说探讨民俗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关注表演理论在民间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并且尝试性地提出和初步论证了民间文学的表演性特征,这些能显示出他在语境学说的运用上确实有其独到的体悟和长处,并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一种连贯的路径。

  就这本书的探索目标和学术意义来说,重要的不是作者探讨了民俗语言的哪些类型,而是把语言放在生活中来理解和研究的方法。钟敬文先生说过要把老百姓的话当作民俗语言,这其中已经暗含着把语言放在生活中来理解的学术取向。就语言民俗的观察角度和研究程序来说,并不是先有了民俗语言,再把它放到生活中去,而是研究者先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在各种日常场合看有哪些民俗语言,并运用语境学说的思想、方法来考察、理解民俗语言。所以,这本书讨论的语言民俗类型的有限性其实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它研究语言民俗采取了怎样一条分析路线。

  在走向村落的方式上,这本书的写作与民俗学界这些年来的众多村落民俗志有一致之处,即都是注意在具体地域的生活时空中观察民俗的形成与传承过程,但是这本书还证明了一个道理:村落民俗志的研究并不是只有一种范式,由于视角的不同、理论来源的不同、学术对话对象的不同等,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那种以为民俗志不过是一方民俗资料汇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不了解民俗志写作甘苦的偏见。本书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只适合于对村落的观察与描述,也可以拓展到其它的时空,如城市社区、团体活动场所等,乃至当代的网络交际、公司生活等场景当中去运用。公司是现代城市社会中一种特别重要的组织单位,如同工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社会的基本单位一样。事实上许多村落之所以没有解体,就是它们已经转型为农工商的公司了,有的还声誉鹊起。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公司生活也是必要的,民俗语言研究完全可以进入这一生活领域。但愿有志者能继该书之后,进一步在广阔的天地中拓展民俗语言或者说语言民俗的研究,以增进我们对正在急剧变化的当代社会的理解。

(编辑:王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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