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很多娱乐的方式，难道离开猴子我们就不能娱乐了吗？他手里拿着鞭子在逼迫我们的‘朋友’做一些表演。我不忍心看到这一幕惨剧。”近日，在天津卫视录制的一期《笑傲江湖》中，牵着被穿上一身金色长衫的“美猴”的表演嘉宾一上台，评委赵忠祥便断然按下红灯叫停了他们的耍猴表演。我们不难看出，深知被训的猴子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以叫停期望唤起观众“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式的悲悯之心，是主持了大半辈子《动物世界》的赵忠祥一种自然情感流露，更应感受得到，高呼“今天的文明时代不应该再出现这样的艺术形式了”，是这位古稀老人通过保护动物尊严对我们的文明和文化尊严的本能捍卫。

　　诸如耍猴这样击锣敲鼓，走街串巷，裹挟着杂耍卖艺艰辛愁苦的民间文娱形式，是否还应该原生态地走进今天的大众文化媒介中，成为今天公众娱乐的看点，也许是该重新审视的。但是，谢绝了猴子之后，我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舞台也许更值得深思。

　　作为大众文化的强力输出媒介，电视为我们打造着超时空的多元文化舞台。电视节目以多彩通俗的视听形式，激发观众感性审美愉悦，使人们消遣休闲的渴望得到满足。然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已故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尼尔·波兹曼这段哀呼媒体现状的惊世言辞，似乎已成今天的谶语。娱乐仿佛成了某些电视媒介唯一顶礼膜拜的文化图腾。

　　例如，关注这个时代“剩女”、“剩男”新群体症候而产生的交友类节目，本应该为适婚青年提供真诚交流的平台，履行“相亲”这类原本服务性的节目基本功能定位，体现大众文化的人性关怀和人文内涵。而当下某些甚嚣尘上竞相火拼的交友节目，把私密的情感变成群情沸腾，把个人交往转为大众围观，把神圣爱情化为世俗娱乐，使服务性节目彻底娱乐化。甚而至于，以追逐爱情的名义纵容部分群体原生态的自我张扬，使之成为赤裸的人性、直白的逐利、露骨的欲望和失落的价值观的巨大晾晒场。这些节目，或猎奇、窥私，或模拟、造假，或粗浅、低劣地诱惑大众来围观取乐，同时成为参与者争出镜、博出位、拼出名，制作者赢得收视率的便捷窗口。大众文化的“通俗”特质逐渐沦为庸俗、低俗、媚俗甚至恶俗。某些节目制造的一片娱乐狂欢最终只能演化成一股股大众文化尘暴，淹没其应有的人文精神，遮蔽其应有的文化认知、教育、服务和审美功能。

　　作为最平民化的传播媒介，电视传媒无疑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命。而大众往往作为既存电视节目的被动消费者而存在，其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制作者的制约与诱导。电视文化的制作者丧失正确的文化判断和价值考量，如何奢望健康的文化秩序与良好的文化生态？说得严重点，这与我们大力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

　　由此可见，国家有关部门叫停某些泛娱乐、负价值的恶俗节目，限制它们的泛滥，正当其时。一次叫停，可能无法救赎所有成为人类玩耍对象的动物，但阻断动物走上部分娱乐舞台通道也许便止住了无数落在动物身上的皮鞭。同样，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一次限娱令，即便不能就此杜绝低俗的娱乐，却同样阻断了那些因放纵娱乐而抽打在我们文化精神上沉重的皮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