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的期待
——《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整理者蔡德贵教授访谈
季羡林先生和蔡德贵教授
蔡德贵，1945年7月生，山东招远人。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巴哈伊研究所所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研究》主编，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主要著作有《十大思想家》（与刘宗贤合著）、《阿拉伯哲学史》、《季羡林传》、《季羡林师友录》等，发表学术论文140余篇。主编有《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5卷、《阿拉伯近现代哲学》、《世界哲学家词典》、《东方思想宝库》、《中国儒学年鉴》等。
记者：季老说，“因为相交甚久，互相了解比较多”，所以请您做助手整理口述史。请问您自己如何看待这件事？
蔡德贵：2008年10月，季老让人转达了想让我当助手的想法，做口述历史的事情。一开始，我是犹豫不决的。原因是季老身边的学生和同事很多，能力也很强，我认为由他们来做可能更合适。但后来了解到由于他们现在大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日常的教学和工作任务都很重，很难抽出时间。而我临近退休，相对自由，做这项工作有时间上的保证。
我虽不算是先生的直系弟子，但算是他的“半个学生”。早在1965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季老时任东语系系主任。另外，从1994年起，我开始撰写《季羡林传》，和季老之间的学术交流就开始多了起来，再加上之前对季老一直很关注，写过一些相关的文章并得到了季老的肯定，对他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成就都比较了解。这本《季羡林传》于1998年在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是第一本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传记。全书60多万字，主要记述了季老在1997年前后的生活经历和主要学术成就。通过这本书，我对他的学术脉络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还有一点，季老身上留有很深的齐鲁文化的印记。我和他同是山东人，可以从山东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此外，季老常年住在301医院，不时感到孤独。他很喜欢听别人谈学界的情况，每次有人去，他都很高兴。所以他找我做口述史，可能也是想找人说说话，把他想表达的东西留下来。
记者：书中记录了季老口述历史75次，每次交谈的主题如何确定？在做口述史的这10个月间，您和季老的具体的交流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蔡德贵：前两次口述时，季老自己明确提出想侧重谈性格是可以改变的。从个人的经历来看，季老幼年是一个喜欢和妈妈撒娇、性格开朗的小孩，后来被寄养到济南叔父家，虽然生活条件上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叔父过于严厉，婶母又不大关心他，所以过得并不开心，心理上发生很大变化，影响了性格。所以季老认为，人的性格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开始，我们就是从谈这个入手。
然而由于季老毕竟是位97岁的老人了，讲了两次以后，我再去的时候他就会问上次讲到哪儿了。所以我开始每次在季老口述前都要备课，具体就是把当天的速记材料整理好，然后与录音核对，发现季老在其中的兴奋点或者认为有价值却没有展开讲的，就记下来并列出提纲，第二天再向他提问。一开始我还是以学生的身份和季老交谈，后来就慢慢变成了朋友，想到哪儿就问到哪儿，季老也随之谈到哪儿。
应该说，我们谈的内容还是主要围绕季老此前出版的散文中没有写到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历程，以及对其他人为季老所写的传记中有遗漏的地方做一些补充。例如，关于季老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和同学去南京请愿让蒋介石出兵抗日的事情。此前的有关记录只有一句话。而这次，季老就做了详细的讲述。虽然其中还是有遗忘的地方，但对当时的一些细节，如领队选谁、路上怎么讨论、到了南京怎么和蒋介石谈，都说得很清楚。
记者：既然谈的大多是生活上的事情，为什么给这部书起名为“大国学”？
蔡德贵：书中讲的很多内容虽然看起来以季老的生活为主，但我认为其中都体现了季老的“大国学”观。
2006年前后，国学开始热起来，季老和我常常谈及此话题。关于国学热，具体是怎么热，哪方面热，季老很关注。有的人认为国学就是儒学，季老觉得这个定位是偏的。在他看来，儒学顶多是汉学的一部分，而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文化贡献，不唯汉族独有。因此，仅仅把儒学看作国学，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否定之嫌。特别像满学、蒙古学、藏学、纳西学等，在过去的国学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季老一直认为各民族的文化都应包含在国学之内，真正的国学应该是是包含56个民族文化的“大国学”。这是他高瞻远瞩之处。
记者：书中提到《大国学》这本书只是季老口述历史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您所记录的这75次所有口述史材料中占多大比重？是如何选取的？剩余的材料您打算如何处理，有继续出版的计划吗？
蔡德贵：目前这本书有41万字，是我记录下来的季老75次口述史的一半。出版时选取材料的原则就是主要围绕“大国学”的主题，其他无关的东西都没有收录在内。关于剩余的材料，内容涉及季老生活的一些具体方面，比如遗产分配等等。这可能是社会上一些人的关注点，但我不关心这些，所以如何处理、是否成书还没有计划。
记者：这本书凝聚了季老的心血，您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还有遗憾吗？
蔡德贵：我最大的期许是，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学术界对“大国学”的重视，并有人共同研究、共同开发。其实现在已有人注意到了“大国学”的研究，比方说，前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先生，但如何建构还未有人提到，没有展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国学研究的局面将大不一样。
我跟踪研究了季老15年，还编了一部《季羡林年谱长编》。因为要去美国访问，2009年6月16日，我最后一次为季老做笔记和录音。当时我和他说，等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把年谱念给他听，以便把不准确的地方改正过来。季老高兴地答应了。然而等我从美国回来，季老就离开了。我去美国前给季老念过年谱的一部分，其中的一些细节过去很少被人关注，季老听了也觉得很惊喜。如果再多些时间，把这部年谱和口述结合起来，应该能挖掘到季老身上更多的东西。而现在这一切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有很多东西未及记录下来就都随着季老的离去而被带走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