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给莫言的评语。从山东的一个乡村少年，在近耳顺的年龄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莫言自身成长故事的精彩程度并不输给他的小说。获奖后的第二天，在故乡山东高密，莫言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莫言一如既往的平静，就像昨天在接受众多媒体采访时他所说的一样，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而非奖项。对于名单公布之前很多人对他获奖的期待，莫言表示，自己其实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觉得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情。“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像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莫言说。
莫言还透露了一个小细节，在诺贝尔奖文学评选委员会向媒体公开获奖名单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给他打了个电话，告知他得奖的消息。
莫言自小对书就很痴迷，书籍成为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里，年少的莫言最好的伙伴。关于读书，莫言直到现在还记得一个很鲜活的例子，“我们家实际上都爱看书，我二哥也是个书迷。我们家原来有一条门槛，当时农村没有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真是像一个黄豆一样那么小，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我们就利用这点机会，我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踏了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给踏的明显得凹下去一块。”
至于为什么会如此痴迷于书本，莫言坦言，与那个时代有关，没有文化生活，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也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家里藏书的权利。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没几本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东北乡的书全看光了，它也就是十来本书，几本经典著作。”莫言说。
关于读书，在莫言的身上有很多故事，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就是关于莫言能背新华字典，“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的，以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那不可能。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莫言说。
莫言获奖，很多人都在评论说，这印证了“最乡土的才是最国际的”这一道理，而对于这样的提法，在莫言看来，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他认为，最乡土的就是最国际的，这个话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绝对真理来理解，可能是不对的。文学艺术必须具有地区的特色，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表征方式，这些东西应该是鲜明的、特色的东西。但是仅有特色还不行，还要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文学艺术所包含的所谓的这种普适价值。所谓的普适的价值，实际上就是人的共同性，人性当中的共同的部分。就是我们读托尔斯泰的书，会被里面人物的命运所牵动，会为里面人物的命运所痛苦、所喜悦，中国和俄罗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风俗、习惯、语言都不一样，但是它毫无疑问，他们的情感我们是能理解的。
莫言说：“我想能够把这样一种被全人类都能够理解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个作品就具有了这种所谓的普适价值、共同性。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外又具有这非常强烈的普适价值、共同性。”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奖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而莫言自己却认为，获奖有作用但不能高估。莫言说，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我觉得我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文学，但是人们总是要把它跟中国当代文学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也必须承认，我获得这个诺贝尔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的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会发挥一些比较积极的作用。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一个相对落寞的这么一个领域，不可能像电影像其他的媒体，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
严肃文学的萧条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莫言的获奖会不会让中国的严肃文学再次活跃起来，很多人对此都抱有期望。不过在莫言看来，严肃文学不可能是热闹的，“我记得20年前我读过一篇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文章，当时在3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大举引进中国来，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电影院里，这个时候汪先生就对这个现象发表了一些很悲观的议论，就说这样下去，将来小说会没人读了，大家都看电影了。”莫言说，现在我们就是这种感觉，跟汪先生当年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小说的压迫是一样的，现在更多了，又有网络、又有电视，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那么它就不是特别正常。
我们现在经常举80年代初期文学热潮，那时候一首诗歌万人传诵，一部小说能够引发整个的一种社会性的轰动，为什么会那样？那就是因为中国经过了十年文革这样的文学的荒芜时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学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文学，它附载了很多不属于它的功能，文学变成了拨乱反正的一种政治工具、社会工具，所以这种轰动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也是非正常状态。而像目前这样的，是一种很正常的状态。
对于记者关于“目前社会上阅读的浮躁，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您如何评价？”这一问题，莫言做了一个很恰当的假设，“你像我们小时候，刚才我讲我那种阅读是如醉如狂、如痴如醉地阅读，就是因为没有别的。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天天也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去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来读，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这样一种乐趣可能是会让大家感觉到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受。”对于自己获奖对文学阅读的影响，莫言很清醒，“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莫言说。
人们最早熟悉莫言，应该是从电影《红高粱》开始，对于电影和文学，莫言认为，它们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肯定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也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改编得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你像我的《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了国际上的A级电影节的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莫言说。而对于坊间关于张艺谋有意再和莫言合作的传闻，莫言表示，张艺谋没有和他谈过这个事。
莫言获奖后，关于诺贝尔文学奖奖金的话题就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如何使用奖金这样“八卦”的问题，莫言笑着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方米，750万也就是120平方米。”
在访谈的最后，莫言对新华网网友说：“阅读文学作品、创作文学作品，应该是人类文化生活当中的重要的活动，希望大家积极地体验、尝试，必定会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