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文学之光照亮遗产大地

　　文 / 向云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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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骥才的文学创作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然后迅速崛起，以他强劲的创作和轰动一时的小说，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他的高频度、高水准的文学创作，使他成为当代文学绕不过去的存在。他的众多小说、散文作品进入大学、中学、小学语文教材和课本，使他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文学人物。整个八九十年代，他都是文学界的醒目的标志性作家之一。

　　21世纪20年代以来，冯骥才高调重归文学创作老本行，返回文学创作第一线，并且表现抢眼。2018年，他的小说集（小小说）《俗世奇人》（三卷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是小小说集首次跻身此一小说奖项。2019年，他的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问世，获得文学界好评和当年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奖项。2021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艺术家们》，短短数月就包揽众多读者奖、读书奖，引发热议。近几年来，他的四卷本非虚构文学《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和为韩美林做的口述史《炼狱·天堂》都是文学界重量级的作品。

　　无论前半段文学生涯还是后半段文学复归，冯骥才都是让人刮目相看的存在。文学是冯骥才最醒目的存在标志和人生标签，他始终是一个作家，他始终自许为一名文学创作者、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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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细数冯骥才的文学人生，细心的人们还是会发现一个秘密。他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从文学界消失了。他的文学失踪之谜是怎么回事呢？在从文坛消失的时间里，他抹去他的文学记忆了吗？在这段非文学的时间里，他的前半段文学生涯起了什么作用？他的后半段文学复归和再次发力与此又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离开文学?难道这段新的人生时间和文化事业，会比他的文学贡献更有利于人民、民族、国家、人类？难道这段新的时间和文化事业中，他的作为会比他的文学成就更高更大、更有生命价值？

　　我们必须特别提醒大家，他离开文学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他干什么去了？是什么让他如此忍痛割爱，离开文学而开辟新路？他的文学情怀是如何保留和实现的呢？他的文学生涯和文学性格又为非文学的领域造成了什么影响、带来了什么后果？外界和世界又是怎样评价他看待他的呢？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我力图在这本“冯骥才论”里回答读者的。文学界关于冯骥才的研究，如果没有这20年时间的内容，或者说少了这20年的时间，就会是不完整的、有时间漏洞的研究。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有资格对冯骥才这20年的所作所为更有资格“说三道四”。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也突然感到一种惭愧和责任。当我看到冯骥才这几年回归文学，在创作上高调亮相并且依然有实力能够高调亮相以后，我更加意识到，集中呈现出这20年的非文学化又潜在文学中的冯骥才，是多么的有价值和意义。我虽然惭愧于仍然不能心无旁骛地马上就此写出完整的冯骥才论，但是好在20年间我对冯骥才的观察、研究和思考一直都在进行，而且一直在不停地诉诸文字，见于报刊。所以，作为权宜之计和阶段性成果，就有了这本书的编辑思想和图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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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对在文学界失踪20年的冯骥才，是最有发言权的，绝不是自吹自擂、口吐狂言。

　　首先，我是科班文学研究出身。1987年获得硕士学位，我的专业就是文学理论和当代文学研究。这是写冯骥才的基本门槛。

　　其次，从2001年开始，我以自己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学术处女作《中国少数民族原始艺术》为起步，开始进入民族民间文化学术美学天地，那时我们就密切联系在一起，前后有20多年。他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当了三届主席，共15年。我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任分党组成员12年，并先后兼任副秘书长、秘书长12年。除了工作关系，我们的学术合作也是既深且广。

　　第三，我于2010年10月离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调任中国文联《中国艺术报》社社长。我在中国艺术报工作时，和冯骥才先生的交往更加心有灵犀、更加心领神会、更加惺惺相惜，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第四，冯骥才转入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任院长后，我很快就成为他学院的特聘教授一直至今，此间合作、交往不一而足。

　　总之，可以说，自从2001年以来，我们始终“在一起”，从来没有分开过。我跟着他受益无穷，获得了视野，深化了学术，提升了境界。我最重要的著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课程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干哲学问题及其他》《眼睛是身体的乌托邦》等都是此一时期所作并由他作序推荐或促成出版。我也曾为他的文化著述《冯骥才文化保护话语》《灵魂不能下跪》《文化先觉》《天津砖刻艺术》《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等各种著作写序和作长篇跋语。我们合作的丛书、集成、文化遗产记录成果图书更是不可胜数。所以，我说我对他这20年作出文化判断最有发言权，绝不是信口雌黄作玩笑语。至少我应该并且可以为他人和后人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些可信的资料和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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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所谓的冯骥才研究专著，其实是我的关于和涉及冯骥才的文字的汇集，写作与发表的时间前后差不多也有20余年，并且集中在他从文学界消失的这一段时间。以我数十年对冯骥才的观察，我认为他实际上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作家身份。他重拾过去的老本行，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与书法作品，但这些作品中的“文人”性和文学性正是它们在美术书法界独标高格的根本原因。

　　他跻身文化、民俗、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文物保护、遗产抢救、博物馆学等诸多领域，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却都来自于文学的“思想”传统，是鲁迅式的思想，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关乎他的文学史、社会评论、文物收藏、版画运动、文艺评论、文化运动。鲁迅先生的文学思想是外溢的、泛文学化的，冯骥才也类似于此。他们的思想不仅具有文学的深刻性、形象性、生动性，具有文学式的表达方式，而且具有可与纯粹哲学家、思想史家相媲美的体系性和结构性。

　　冯骥才20年的非文学经历的一个独特表征，就是他把文学带入了一个非文学的场域，并且改变了这个领域。所以我曾经在《文艺报》发表过一个整版的论述冯骥才的文章，题目就是《当文学进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以后》。现在，我把这本书的书名确定为《当文学照亮大地遗产：论冯骥才》，我想揭示的就是他的文学性人格和文学性思想的泛社会化现象。

　　全书分了几个专题：“文学冯骥才”“民艺冯骥才”“思想冯骥才”“冯骥才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冯骥才与传统村落保护”“冯骥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冯骥才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这些专题涉及到冯骥才20年间的主要文化事业和文化成就的若干重大侧面，构成一个立体的冯骥才。而我回首过往20年的冯骥才行迹时，最深刻的结论就是：他用他携带的文学之光照亮了大地的遗产，照亮了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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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冯骥才20年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中，他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关系中隐藏着的文学基因不可不加以特别说明。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于1950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文学”的组织，这不仅是指这个人民团体所从事的民间文学事业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构成的一部分，而且是指它的组织者、领导者、参与者中的“文学”含量之重。历任主席中有郭沫若、周扬、钟敬文，郭是诗人、作家、学者，周是文艺理论大家，钟不仅是中国民俗学之父，而且上世纪30年代就以散文和诗名世。在协会副主席的名单中有老舍、赵树理，协会工作人员中有汪曾祺这些文学界闪亮的名字。

　　冯骥才在这个协会做了三届主席，他的贡献和成就何在，如果不放在该协会的历史大背景中考察，就难得要领。如果不对他的“主席”实迹进行考察，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就是有缺陷的，是不准确、不客观的。我在中国文联系统工作很多年，我可以说，在中国文联十几个国家级协会中，在这20年间，少有哪个协会的主席像冯骥才那样为协会如此尽心尽力、如此费尽心思、如此不遗余力。我没有任何贬低其他人的意思，但是我要说，冯骥才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贡献是不可复制、不可仿效的，是任何协会都未曾出现过的“主席现象”。本书中的几个专题都与我欲说明此一观点相关。

　　本书中一些文章，单篇阅读起来似乎并不是专论冯骥才，或者只是部分涉及他，但是这些文章的整体和集合就构成了对他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关于冯骥才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这个专题也是如此，本书从最早对这个工程的论证，到中间的一些实施过程，直到最后的回眸，力图能让读者一窥全貌，从而可以判断他的作为。

　　最近半年，我因种种机缘，有机会用较大篇幅的文字来书写冯骥才和他从事的文化遗产工作，连续发表了《论冯骥才的“民艺”思想》《民协工作代代传承》《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西塘宣言〉的诞生始末及其深远影响——兼论冯骥才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知行历程和思想渊源》《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的方向与路径》，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是对冯骥才几个文化方向上的成就的系统性评说。此外，刚刚获得教育部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的“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我执笔了绪论，其中全面讨论了冯骥才在其中的学术贡献，也是一个从他的文学口述史看其如何演变为传承人口述史的学术梳理。这也是一个文学进入文化并且照亮遗产的生动案例。

　　所有这些也不断证明着我的结论：不了解冯骥才的文学，就不能理解他的文化遗产思想与行动；不了解他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和成就，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