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

　　李元洛 编著

　　岳麓书社出版

　　《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不是历史文本的归纳，而是现实需求的设计，诸如“环保”、“生命”、“贫富”、“贪腐”等栏目，都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所选诗作直面社会、人生与普遍人性，与蘅塘退士孙洙之《唐诗三百首》无一雷同。

　　小年之前，长沙友人李兄元洛快递寄下其新作《新编今读唐诗三百首》，披览一过，惊讶不置，深服其胆识与勇气，七老八十的人，居然敢于别辟新天，踩出新路，在唐诗选本中生面别开，领异标新，是亦所谓“老当益壮”者也。

　　书名标明“新编今读”，其特点自是在“今”与“新”，也许好古求故的学究们不以为然，那就错了。要知道，精神现象之产生从来没有凝固在原点，而是随着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地向前运动，因此，古典文学的传承，总是将历时视野置于现时视野之中。所谓现时视野，包含着两种向度：一是探寻其历史轨迹，属于学术研究，如文学史的编写，虽然着眼于过去，也只是以今人的观念去评述古典，所以任何人都无法回溯到文本原点；一是发掘其现实意义，属于古为今用，如古典作品的选注，多数着眼于现在，以今人的观点去解读作品，因而往往是对于古典文本的二度创作。（德）H.R.姚斯《走向接受美学》说：“一部作品的意义，只能产生在它的接受的前进过程中，……这种过去的艺术，正像历史一样，人们感兴趣的不是它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它现在仍然存在’，人们可以重新运用它。”作品的选读，就是对于古典的“重新运用”。重新选读又有两种倾向，一种侧重于文学自身的价值，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艺术借鉴；一种侧重于社会现实的功用，借以对当代社会功过进行褒贬。以史为鉴，借古讽今，多为学人所轻，然而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唱经讲史，自汉唐而后，普遍流行，几可与佛教徒的弘法、基督徒的布道相抗衡；今日“百家讲坛”的衮衮诸公，对于语孟老庄汉宋明清的开讲，正是对于讲唱传统的发扬光大。“古为今用”是时下流行的风尚，讲《易经》，讲《论语》，讲诸子，讲历史，讲帝王，从说书场到影视界，耳熟能详，目不暇接；然而在唐诗领域中选编出这样一本“借古讽今”的选本，却是前所未有的破天荒之举。

　　自唐宋以来，唐诗选本无虑百千种，即标以“三百首”之名的选本，也不在少数，却没有一种如元洛所编《唐诗三百首》那样用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来选编和解读的，所谓“新选唐诗三百首”，也没有如此之“新”。元洛这个选本，新就新在编排的创新、选目的翻新、讲解的时新，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关于编排，作者在《自序》中说：“突破以体裁分类或按诗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的传统编排方式。”历来唐诗选本，除了以体裁和时序编排外，当然也有以题材和主旨分类编排者，如高棅《唐诗品彙》、张之象《唐诗类苑》等，不过，以往的这种分类，大多是从唐诗文本的基本状况归纳出来的，而元洛的编排虽然离不开题材和主旨，却是按照新的理念设计出来的，全书分成“社会、自然、人生、艺术”四类，每类又列出七项，共二十八目，涵盖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是历史文本的归纳，而是现实需求的设计，诸如“环保”、“生命”、“贫富”、“贪腐”等栏目，都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这样的编排，就是创新。关于选目，作者在《自序》中说：“所选诗作直面社会、人生与普遍人性，与蘅塘退士孙洙之《唐诗三百首》无一雷同，全部新选。”选目翻新，并非刻意标新，而是根据“今用”原则，直面社会人生和普遍人性，在《全唐诗》中挖掘新选目。旨在针对现实，而非欣赏古典，所以选诗也就不拘一格，像陈璠的《临刑诗》、王梵志的《城外土馒头》、玄览的《题竹》以及崔莺莺的《答张生》之类，也都破格选入。死刑犯、和尚，乃至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诗，都登上大雅之堂，这种翻新，意在为读者提供不同角度的启示。关于讲解，作者在《自序》中说：“适当关照现实，以古观今，以今证古，加强古典选本之当下感与时代感。”对于所选作品的作者及相关掌故的介绍和疏解，都很入时，观点鲜明，有时联系现实，从主旨或诗句说开去，左右逢源，纵横捭阖，针砭时弊，痛快淋漓。在讲解许浑《途经秦始皇墓》诗时，就对“近些年来，歌颂帝王的电影、电视剧、历史小说甚嚣尘上”的现象痛加指斥；肯定曹邺《捕鱼谣》是“中国诗歌对集权制度之巅的君王最早最有力的批判，是山呼万岁之中一支呼啸而出的响箭，是君君臣臣的长夜之中一线民主思想的曙光”，这不是历史向度的诗评，而是现实向度的针砭。有时引述古今诗人的话语作为例证，以加强说服力，加强这个“古典选本”的“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