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学术引用“过度”了吗？

　　——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谈学术规范

　　近日，关于学术规范的问题频出，其中对于学术“过度引用”颇有争议。国家对学术引用有哪些规定？引用占多大比例才不算过度？过度引用是否会伤害到学术质量？记者对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进行了专访。

　　记者：就学术规范来说，大家了解更多的是学术抄袭，对学术引用则众说纷纭。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学术论著的引用规范？

　　杨玉圣：关于学术论著的引用规范，即“学术征引规范”，目前在学术共同体已基本达成共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范（试行）》（2004年）曾专门界定过学术征引规范，即“引文应以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为原则。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并明确指出：“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据等，均属学术不端行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专门论述过“引用与注释规范”，其中在“学术引用的规则”中倡导：引用应尊重原意，不可断章取义；引用应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必要性为限；引用观点应尽可能追溯到相关论说的原创者；引用未发表的作品应征得作者同意并保障作者权益；引用未成文的口语实录应将整理文稿交作者审核并征得同意；学生引用导师未写成著作的思想应集中阐释并明确说明；引用应伴以明显的标识，以避免读者误会；凡引用均须标明真实出处，提供与引文相关的准确信息。上述八条学术引用规则，应该是学术论著写作中应予遵循的基本规范。

　　记者：怎样才算“过度引用”？引用多大的比例才算是“过度”了呢？

　　杨玉圣：所谓“过度引用”，目前尚无明确的界定。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曾在《学术引用的伦理规则》中提出：“引用应以必要为限”，即“学术研究须具有新意，引用是为了论证自家观点。因此，他人文字与作者本人文字之间应当保持合理的平衡，要避免过度引用，尤其是过度引用某一个特定作者，势必令读者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不干脆直接读原著呢？’当然，对于研究对象特定于某种文献或只能依赖某种文献的写作者，这种‘专项’引用便是不得已之事。总之，所谓过量引用与其说是量的问题，不如说是必要性的问题。”贺教授提出的这一引用规则，已得到学界公认，如我和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上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均采纳了贺教授的解释。

　　记者：“过度引用”是否会影响学术论著的质量？

　　杨玉圣：学术写作中是否存在“过度引用”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学科、具体的问题，针对不同情形，加以辨析。一般说来，与历史学相关的人文学科（含哲学史、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等），因为论说的必要，往往需要大量征引相关文献和既有的学术论说，离开正常的学术征引，类似的学术写作即无从谈起。至于学术引用乃至“过度引用”，是否会影响学术论著的质量，大约也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是因学科、问题而异。比如，《哈佛法律评论》发表的两位美国法学家约翰·O·麦金尼斯和马克·L·莫维塞西恩撰写的《世界贸易宪法》（张保生、满运龙译），几乎无一句无来历，有大量的文献征引（中文11.6万字，注释约占8.5万字），但这恰恰证明了美国学者在该问题论说上的严谨性、学术性。再如，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唐耐心著《艰难的抉择——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争论（1949-1950）》、瞿同祖著《清代地方政府》，都是学术引用的典范之作。像我们现在大量的学术论著，几乎没有征引，其实是不正常的。

　　记者：如何评判一部著作的引用是合理的、必需的还是资料堆积？

　　杨玉圣：在学术征引中，究竟是合理的、必需的还是资料堆积？这要看论说与其引用的关联性，不能“为引而引”。如果没有内在的关联性，而是一味“旁征博引”，就可能走到了学术引用的反面。这种情况，在国内的一些学术论著中也存在。不过，就总体而言，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目前的主要问题还是学术征引不足的问题以及“引而不注”或者“伪注”的问题。

　　记者：如果存在引用国外学术观点直接作为自己论著的分论点，这样合适吗？

　　杨玉圣：如果将国外学者的观点作为其论著的分论点，只要做出明确标识（即不能让人误以为是其“原创”的论点），而且和其论著存在内在关联、逻辑自洽，应该说是合适的，也是允许的。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往往满足于“东拼西凑”，像“大沙拉”似的堆砌，就是另外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