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拜读了一篇我国华南地区一家都市类报纸对韩寒、方舟子笔战的评述，文中观点并无太多新意，但笔者的阅读过程却可谓一波三折，特记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该文题为“韩方之争的公共领域独立与交往理性缺失”，这标题就不同凡响，让笔者琢磨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只能大体上猜测是说韩方二人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不够理性。接着笔者开始阅读正文，文章开头先简单交待了一下韩方交恶的过程，还好，仗着笔者一直在关注这一事件，倒也顺顺当当读完了这一段，可是下面转入对当事人的具体分析后，马上就有诸多难以索解之处扑面而来了。比如这句“韩寒更多的体现是这种价值符号，而且他也善于经营这种价值符号”，笔者实在不知，“符号”如何“体现”，又如何“经营”？接着，文章在分析方舟子时又指出，“方所依赖的是他的工具理性的冷峻，以及把工具和数理逻辑运用到极致的那种偏执”，同样，“冷峻”“偏执”又让人如何“依赖”？好吧，不管语句通与不通，句中要表达的意思大致是能看出来的。可惜好景不长，接下去等看到这句“方舟子和韩寒的对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立是必然的”，笔者就完全糊涂了，不解去世近百年的韦伯如何穿越到2012年的中国来指点韩方笔战的乱局，文章接下来又断言，哈贝马斯“认为在社会公共领域会形成一种可以积累认知形成范式的观念模式”。看到此处，笔者只恨自己无力找来2000万元也悬赏一次，看看有哪位高人能把这句奇文整明白了。

　　无论如何，文章的主旨，笔者连猜带蒙，总算是明白了几成，就是文章似乎在呼吁双方不要做人身攻击，不要穿凿附会地曲解对方。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困难，即使一定要引经据典一番，法国哲人伏尔泰的那句“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拼命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完全是现成的。不知作者是否觉得这句话太广为人知了，仿佛只有多多引用一些更生僻些的观点，才显得自己博闻强记。但无论引用什么观点，总要清清楚楚地呈现出来，何必要铺排上一大堆唬人的学术名词呢？照此风格，一句“烤鸭很香，鸭皮很脆”，就应该变成“经高温作用下生物结构与物理结构均发生变化的鸭的表皮组织，在人类口腔这一特定场域中，对味蕾产生了刺激，并由味蕾细胞底部神经将这一刺激传至大脑中枢”。而且，比起佶屈聱牙的行文，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文章中对双方当事人对号入座式的归类。作者认定双方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这分明是要把活生生的人物塞进既定的理论框架中，仿佛西方学者的理论判断是“西游记”里弥勒佛手中的乾坤袋，世间万象都容纳得了。

　　不仅仅是文章的写法，其实近年来的很多书籍报刊，无论是面向学术领域还是面向社会公众，连标题都越来越长，越来越难懂。想当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钱钟书的古典文献研究专著“管锥编”，俞平伯的“红楼梦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乃至马克思的“资本论”，弗洛伊德的“释梦”——有的译为“梦的解析”，这些题目何等简明扼要、明白晓畅？可惜这种标题如今都已经OUT了，如果按照当下时兴的标准，“资本论”应改名为“资本持有者的逐利冲动是如何变为现实的——以剩余价值的产生及其转移为视角”，“红楼梦辨”则应改名为“从贾宝玉生命历程所折射出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的衰亡史——兼论小说人物原型与作者童年记忆的重合与疏离”才够意思。

　　其实，自从20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越来越多出现在国内报刊上的欧化体，就因为难读、难解而饱受诟病，翻译家、作家梁实秋对此曾有过精彩的评论，认为这类文字读起来，“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如果说，当时的文化先贤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目的，急于改良中国原有的文化，欧化体的出现还情有可原，今天这些欧化的文章和标题，就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了。毕竟，无论是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还是用于学术交流中，任何文字都要“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否则，你再有五花八门的各种“理性”，读者也无从知晓。所以，今天的写作者，还是要用好方块字，少用欧化体，戒除这些不伦不类的洋腔洋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