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奔
1953年生，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学士、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出版有《中国戏曲发展史》等著作20余种，主编《中华艺术通史·宋代卷》、“蓦然回首丛书”等数十种，发表论文、散文、杂文、诗歌、剧本、词赋600余篇（首）。先后获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田汉戏剧理论奖等奖项。
新疆文艺与西域文化主权
新疆是全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区，远离内地，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区，又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个国家接壤。近年来世界不太平，极端宗教主义十分活跃，又与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连在一起，这些在新疆也有反映。因此，在新疆从事文艺工作，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艺观，本文论述的是我对这几个方面的理解。
一 新疆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园 新疆版图历史上并不固定归属于哪一个民族，它是不同民族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土地。
关于新疆——古代的西域，要提出一个理念：它是一片各民族共同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土地。上古时期，当中华原始部族还处于长足迁徙阶段，就在这里留下了活动足迹。例如《列子·汤问》载，与黄帝的孙子颛顼争王的共工，失败后“怒而触不周之山”，不周之山即新疆的昆仑山——共工部族的活动范域包括不周之山，神话传说透示了现实的印迹。生活于昆仑山的母系氏族西王母部族，曾长期与中原部族交往，例如尧舜都曾与之通使，《焦氏易林》载：“稷为尧使，西见王母。”今本《竹书纪年》载：“（舜）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 而商的始祖——契的母亲叫简翟，也来自昆仑山下的地区，《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简翟是生活在不周山北侧的有娀氏族的女子，被帝喾娶作次妃，生子名契。周穆王也曾坐着造父驾驶的车子来到昆仑山，与西王母结下深厚友谊（见《穆天子传》等）。这些说明，古时人们有着远较今天的理解广阔得多的活动范围和足迹，中华始祖曾活跃于今天的新疆地区。我们远远没有认识到古人的迁徙和文化交往能力（这方面的例子之甚，可见印第安人的起源说。印第安人属于蒙古人种，一种说法是当年中华人越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其龙凤图腾、象形文字、祭祀习俗许多与中国相通）。
舞蹈《天山晨晓》 编导：提力曼 作曲：依克木·艾山 表演者：诺力曼等
看看中国秦朝以后的疆域地图，可以发现历朝历代都在发生变化，而在西域先后生活过的民族或出现过的国家有匈奴、月氏、楼兰、乌孙、于阗、疏勒、龟兹、大宛、车师、鄯善、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汉族等等。其中的匈奴后来消亡了，月氏西迁到阿富汗，而楼兰、乌孙、于阗、疏勒、龟兹、大宛、车师、鄯善等属于汉代西域36国的众多小国大都成为佛教国家，后来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回纥信奉伊斯兰教，逐渐形成今天的维吾尔族。
所以，中华民族是在包括西域在内的广大疆域里孕育和发展成形的。过去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黄河流域的地理文化为限定，这是极不全面的。长江下游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已经让学者们把中华文明修正为“两河文明”，长江上游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更坚定地支持了中华文化散点孕育、共同发展的观点。如果考虑到上述历史背景，中原部族原本与西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寻绎中华民族的来源和孕育途径更应该扩大视野。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汉族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集丛概念，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概念。最早黄帝、炎帝是黄河流域的两个酋长国，炎黄大战后融合为最初的华夏部族。黄帝和炎帝又在河北涿鹿联合战败九黎部落蚩尤，把九黎的一部分融入炎黄部族，形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最早主体，但九黎的另外一部分却跑到西南成为苗族等。又，古人习惯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当然有着立足中原的歧视因素，但这些民族后来都融入了华夏部族。其实舜也来自东夷，周文王则原本是西夷（见《孟子·离娄下》）。而过去“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巴蜀之地，到秦朝也并入了中央版图。今天所说的汉族名称来源于统一而强盛的汉朝，“汉”原指天河、银河，《诗经·小雅》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但当时还未成为民族名称。古时居住在中原一带的人自称居住在“中国”，对周边居民自称“中国人”。而位处湖南、湖北的楚国人就不能这么说，所以楚王熊渠干脆反其道而行之，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于是不遵从中原礼法，不经过周王廷而把三个儿子自封为王。唐代以后华人又被称为唐人，清代日本书籍上还称中国为“唐土”，清末以后华人在海外建的街道还称作“唐人街”而不称“汉人街”。汉人的称谓是在外族入主中原后，作为统治者的外来民族为了将原住民区别开来，用“汉”或“汉人”来专称原居民，才逐渐定型的。例如元蒙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其中的“汉人“指当时的中国北方人，“南人”指中国南方人，两者都应该是后来的汉族，可见那时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汉族概念。
楼兰遗址
汉族又很难说是一个血统纯粹的民族。汉代以后中原迭经战乱，例如东晋时期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在华北地区先后建立起数十个国家，开启了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史籍的歧视语为“五胡乱华”，以后金（女真）、辽（契丹）、西夏（党项）、元（蒙）、清（满）的入主，都与汉人发生了融合。今天北方人个子大，呈现出人种上明显的杂交优势。汉姓81个复姓里，一些是少数民族的遗迹，如长孙、贺兰、呼延、鲜于等。但更多的少数民族改了汉姓，例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提倡汉化，将很多原属鲜卑族的复姓改为汉姓，像“拓跋”改成“元”，“独孤”改成“刘”，“拔略”改为“苏”，“莫胡卢”改为“杨”，“贺兰、贺拔、贺狄、贺赖、贺敦”改成“贺”，“多罗、叱罗”改成“罗”，“吐伏卢、伏卢、卢浦、莫芦”改为“卢”等等。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新疆版图历史上并不固定归属于哪一个民族，它是不同民族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土地。所以，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观，应该是尊重新疆的历史形成，尊重在这里生活过和生活着的一切民族成员。
二 现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形成 民族观应该服从于祖国观，因为祖国体现主权，民族不体现主权。
站在古代立场看，西域或独立为一些民族小国，或被中央政府所统辖，或被一些大的民族国家所拥有，但那还都不完全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概念。本来国家主权概念是很简单的，我们看《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指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掌管土地和人口的权力。”或者：“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很简单吧，但历史上国土和政权是经常发生变动的，它的主权就需要确认，这就需要引入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国际认可。“在国际关系的理论上，只要一个国家的独立地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这个国家便能踏入国际的领域，而这也是证明其自身主权的关键。”这是因为，现代国际社会是在彼此斗争和妥协中形成的，国家疆域也是在其中确定的。
一般来说，国家疆域的确定与农耕有关，因为游牧民族不定居，农耕民族定居。而华夏部族定居早，欧洲民族定居晚。中国是东方古国，立国至少五千年，是最早进入农耕和定居的国家之一，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亦是。欧洲现代国家概念的确立却要到15世纪，当时许多公国不断征战，逐渐出现了“国际公约”和相互承认主权的概念。这样，欧洲各国在斗争中先期形成了今天国家主权这样的概念，它们彼此也形成国际社会的协约关系，强调国际间的相互认可，这就先期形成了国际社会。
木卡姆表演
未进入它们的国际社会的，就被它们视作野蛮民族，可以任意侵占和屠杀，例如美洲、澳洲甚至印度。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就把没有主权观念也得不到国际承认的美洲划在了西班牙名下。印地安人因为没有主权意识，就被占去了祖祖辈辈安身立命的国土，毛利族也有着相近的命运。欧洲人在美洲射杀印第安人，还说是捍卫自己的权利。印度有几十个民族，没有统一主权意识，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语言，只好以英语为国语，一度沦为殖民地。16世纪、17世纪红毛鬼子来到中国南方沿海，也想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占领，却遭遇了抵抗，他们发现这个国家有着明确的主权意识和中央政府严格的管辖体制，硬性进不来，只好采用租借等办法来耍赖。抵抗保证了东方这个最后的文明古国没有被彻底殖民掉，但也带来国民长期血与火的磨难。荷兰人占领了台湾，又被郑成功夺回来，导致台湾的回归。《诗经·小雅·常棣》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兄弟打架是内部的事，国土却是国家的事，那就要一致对外。否则荷兰人占久了，来个“国际公认”，台湾就不姓“中”了。
近代中国在国际争端中逐渐学会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用了很长的时间，其间洋务派立下很大功劳，也费尽心血、承担骂名。容闳是开辟者，至今人们还纪念他。李鸿章做了一些事，有他的不得已，后人如何评价他，一直在争论。但我们看当时的形势，西方在中国碰壁后，不敢在国际社会再对中国提出直接领土要求，于是要求通商和倾销烟土，但遭到马克思等社会主义人士的强烈谴责。如果中方懂得这一点，不去争面子，而是早日像日本那样进入国际社会，运用国际法则和国际公约来进行灵活斗争，调动起西方民意的舆论工具来帮助自己（西方有着像雨果那样指责英法两个强盗抢劫圆明园的民间舆论基础），恐怕结果就不至于如此。日本当年“脱亚入欧”的目的即在于此，一想融入国际社会，二想借西方力量来扭转东亚长期控制在中华阴影中的局面，他们成功了，甚至膨胀到了“二战”的疯狂。
制陶艺人
所以，现代国家主权是晚近才逐渐形成的政治概念，并非一直就有，古代社会里并没有这些概念。于是我们看到了古今的不同：古代是强权政治，国土谁占了就是谁的，今天则强调国际认可。联合国的主要任务就是协调这方面关系，促进国与国间按照国际法则行事，而杜绝非正义的争抢和占领。
中国的现代版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确定的，尽管有着许多的屈辱，所谓“落后就要挨打”。其中对外国割让土地最多的是和俄国签署的条约，如1858年《瑷珲条约》规定，沙皇俄国获得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和1881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俄伊犁条约》，使俄国侵吞中国西北地区近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签订了条约你就得遵守，否则就违背了国际法，中国香港、澳门为什么迟迟不能收回，就是这个原因。
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国际公认”很重要。你说疆土是你的，我说是我的，得有一个国际仲裁，这就是国际公认。过去许多传统国家不知道这一点，只知道用武力解决：“这里本来就是我的，你想侵占，我不干！”谁知一来二去就被人家“国际公认”去了。事实上“国际公认”就是以大国为主的仲裁，“二战”结束，英、美、俄三大国首脑议定，就把外蒙划出去了，蒋介石不干，不干也没有办法，至今台湾不承认外蒙独立。现在的联合国也还是大国政治，所谓“常任理事国”，也就是美、俄、英、法、中。
所以我们说，国家主权和民族权利是不一样的。国家是具有国际公认而又有相对明确政治边界的某一国土区域，恩格斯说国家“不是按血缘关系，而是按地区划分和组织它的国民”，民族则不具备这个现代条件。什么是民族？斯大林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但“共同地域”这一点已经被现代国家主权概念所覆盖，许多民族已经不具备“共同地域”的条件，因此不享有疆域主权。所以，国家和民族相比，国家更重要。
维吾尔族民居
古代迁徙，常常是以民族为本，现代定居，则以国家为本，注重共同生活于一个疆域之中的所有人民的和谐共荣。没有定居的民族就吃亏。犹太人曾定居于巴勒斯坦，后被古罗马人驱逐，流亡到全世界，中间吃了希特勒的大亏，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兴起，回到地中海东岸建立以色列国，又遭遇抵抗，于是发生无休无止的战争。而西域历史上曾经是许多民族游来游去的地方，说不清楚它应该归哪一个民族了。唐代大诗人李白出生在碎叶城，已经是新疆之西的地方。
历史地看，现代民族没有形成之前很久，我们的祖先们就在西域这块土地上开垦和生活，经历了许多民族的轮替和来往，逐渐形成今天的定居格局。如果硬要去争一个谁早谁晚谁是谁非，许多历史讲不清楚了，美国必须还给印第安人，埃及必须还给古埃及人，印度必须还给雅利安人，新疆应该还给谁？匈奴人？西王母？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夺地中海东岸祖居地的战争，许多地方的民族纠纷，都源于不能接受和平共处理念，但谁也消灭不了谁，剩下的只是无休无止的战争、杀戮、死亡和仇恨。所以，在一块土地上共居的各民族和睦相处，才是真正的发展之基。
现代国家的主权概念里，既包含有历史的、传统的因素，更包含有现代国际关系的因素，它的确定需要得到国际认可才能算数。结论是：国家主权大于民族权益。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他们的祖国观，就应该服从于这一主权观，即他们的祖国，必须是得到了国际认可的主权国家的概念，而不是历史上的“曾经”概念。他们的民族观则应该服从于祖国观，因为祖国体现主权，民族不体现主权。一个相同的民族可能被划分到不同的国家里去，可能拥有不同的祖国。
古代壁画
三 提倡各种民族与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处 中国人对外没有侵略基因，对内则在几千年中培养了民族融合的禀性。
各民族要和睦相处，就要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文化。中华民族在多民族长期共同发展的过程中确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论语·述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其特点是宗教排抑性弱，文化包容性强。在原始占卜巫术基础上形成的《易》文化，通过对自然与社会规律观察总结而孕育的太极、八卦思维和阴阳五行观念，都是讲矛盾辩证统一关系的，其阴阳调和、相辅相成的认识基础，长期支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归纳为原理就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统治中国思想文化的儒学只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未转化为真正的宗教形态，能够容纳其他思想体系，所以形成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中国因而未发生世界其他地区宗教事件中消灭异己文化的决绝行为。当然中国历史上偶有禁佛事件，更多出自经济原因，也毕竟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常态还是包容。
中华帝国的统治，虽然主要部分为汉族执掌，但经常也有少数民族入主，这些入主的民族也反过来采纳汉文化，入主者自身并迅速汉化，而将自己的始原文化掺并进去，形成文化混同，这就决定了华夏民族的宗教观是包容性的。东汉时期中原既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纳了众多西来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同生共存，体现了中华文明地覆海涵的文化性格。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多元化，多元化包括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多元。人类文明不能采取单元排斥的方式，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提出的文化冲突论，虽然反映了当今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一种冲突现实，但这种归纳本身却造成人类行为的心理期待，发挥了不好的暗示作用。
事实上，中国古代人的观念，对内总是强调民族融合，对外总是非攻非占的。对内如汉代、唐代都不搞民族压迫，对外则从来认为向四外“不毛之地”开边拓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朱元璋就曾告诫子孙少做这样的傻事，他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所以强调后世子孙不能“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他还专门把“不征诸国”的国名开列出来：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国、爪哇国，等等等等。（参见《皇明祖训·箴戒章》）郑和下西洋船队遭到土著酋长国的袭击，郑和俘虏了酋长带回北京，明朝皇帝朱棣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几年，然后备了丰盛的礼物送他回去，还扶他当酋长。这说明中华对外没有开边拓土的企图，和地理大发现时期的欧洲人到处侵占土地完全不一样。
新疆之秋
为何中国人对外不感兴趣？中国人的世界观取决于其眼界。长期以来，以安居和农耕为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其认识力极大地受制于地缘文化圈的拘束。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原始部族的长足迁徙阶段结束，农耕定居后，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文明的根基业已深厚，中华先民在界域上的九州观念被中土意识所取代（虽然仍保留了内壤九州的区域划分），逐渐形成“中原”概念。由是中华思想定型，此时的中国学术思想家留下的影响了后世几千年的著作，从未涉及域外，后人对侈谈域外之事的《山海经》已经失去了解读的钥匙，视之为荒诞不经的虚妄之作。域外之地在民间心理中的荒凉可怖影像深刻反映在战国时代的《楚辞·招魂》的歌词里。历朝历代的史传外纪对于域外的描述只给人以边鄙毛荒的印象。因而，当生活于明清之间的中国士大夫初次见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展现整个欧非亚大陆的世界地图时，无不惊讶甚至愤恨竟然把中国画在了世界的边缘处；而粗略勾画域外地理的艾儒略《职方外纪》、魏源《海国图志》出现在中华文献中，也由于人们缺乏亲历，无以开展想象，只能以《山海经》目之。
特殊的地缘文化背景及其惯力制约了古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视角。上天把中华民族的生存基地摆放在了欧亚大陆板块的一个尽头，中间用绵延无际的戈壁、耸入云际的山脉以及人力所难以跨越的距离分割开来，而在东方用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早早浇灌出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于是，在这个文明基础上所孕育出来的自然就是华夏中心、天子治下、天朝上国的环宇观念。这个文明的边缘则都是向化地区，那里的国家历朝历代都是中原文明的朝圣者和顶礼膜拜者。这种先决的历史限制及其观念阻碍人们去正确地认识更外部的世界，他们永远只能用一种态度，即君临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去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华文明繁衍的几千年间，长期保持了这种认识结构和观念格局，时间的积累又使之形成思维定势，进入习惯无意识，成为认识的不可突破的固定范式。所以，中国人对外没有侵略基因，对内则在几千年中培养了民族融合的禀性，习惯于尊重各种宗教，因此一直是文化上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国家。
四 新疆特殊的文化和文艺资源 新疆是中西陆上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陆桥，没有这条路或这座桥，东西方历史和文化史都要改写。
我因为探究中国戏曲、音乐、舞蹈史，对新疆在东西方文化交往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比较熟悉，就专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新疆是中西陆上丝绸之路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陆桥，没有这条路或这座桥，东西方历史和文化史都要改写。
首先是西域把古罗马表演传到了汉庭。西汉时曾有罗马杂技艺人东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当时的中亚大国安息（今伊朗）曾派使者跟随汉使来长安，带来了两位罗马魔术师，所谓“善眩人”，表演吞刀吐火、屠人截马等节目，丰富了汉代的百戏技艺，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模仿。东汉安帝时又有罗马“幻人”跟随缅甸使者来华，能变化吐火、自己肢解身体、错接马牛头、跳丸等。可见当时罗马杂技魔术表演技术比较发达，因而流传各地，并进入亚洲各国。另外，斗兽和格斗，是罗马一项极其风行的活动。而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域有“大角抵”，《汉书·张骞传》也说西域流行“角抵奇戏”。以理推之，西域盛行的角抵戏应该和罗马的角力斗兽有某种关系。中国在秦以前就有角抵表演，说明这种活动不是源自西域，但西域角抵可能会与之有所交流。中国的百戏表演到隋代实现了全盛，而《隋书·音乐志》说：“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可见中国百戏确实受到了西域甚至是古罗马的影响。今天甘肃永昌县骊千村、者来寨村可能还存在着当年东征的罗马军团后裔的事实，说明了古代东西方交通所达到的程度。
其次是汉魏六朝到唐代西域音乐舞蹈大量流入。张骞通西域以前就已经有西域乐舞通过民间渠道流入长安，例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初宫廷里曾演出过《于阗乐》。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带回《摩诃》《兜勒》两个印度曲子，教坊乐工李延年在其基础上重新创造了28种乐曲，在宫廷里演唱。东晋时候，天竺乐经过凉州（今甘肃武威）传入中国宫廷。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聘娶突厥木汗可汗俟斤的女儿阿史那为皇后，可汗以其所获得的西域各国乐舞作为陪嫁，因而带来龟兹、疏勒、安国、康国等国的乐舞。隋文帝时七部教坊乐舞中，四部是西域乐舞：国伎（西凉乐）、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到隋炀帝时又增加了两部西域乐舞：康国伎、疏勒伎，使之成为九部乐。以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地区），得其乐舞，因而又增添了一部高昌乐，也是西域乐舞。
上述十部乐中，西域乐舞占了绝大部分。魏晋后中原雅乐遗失，隋代宫商七声竟然不能通，不得不假借周突厥皇后携来之龟兹乐人苏祇婆的琵琶七调，而后七声始得其正。唐宋宴乐二十八调，以及后来宋元戏曲音乐里所用的九宫十三调，实际上都是从这里演变而来。唐朝对于西域乐舞的汲引达到了最为强劲的程度。唐玄宗李隆基酷爱胡乐，西域各国常来献乐，如开元初康国献侏儒和胡旋女，开元中米国献胡旋女，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史国献舞女，十七年（公元729年）骨咄献女乐等。唐玄宗又酷爱来自佛曲的法曲，因而堂上坐部伎多奏法曲，如《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玄宗下诏将新来的胡乐并入法曲之内，各个缀以华名，在太常寺刻石示众，以垂永远，就使一部分佛曲（共8首）实现了名目上的华化。其中如唐朝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就是这次由《婆罗门》改来的。西域说唱表演艺术也传入长安，例如合生，曾流行长安，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妇女儿童都能演唱。唐代宫廷教坊健舞里的拂林、胡腾、胡旋、柘枝，软舞里的苏合香等，都出自西域乐舞。健舞里的拂林舞源出罗马，其他几种都是中亚一带的乐舞。其中胡腾、柘枝出石国，胡旋出康国，软舞里的苏合香则为天竺乐舞经西域传入。
其三是沟通了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的关系。20世纪在新疆发现三种文字的佛教剧本，它们是印度梵剧东渐的历史见证人。一是1911年德国梵文学者亨利·吕德斯从吐鲁番得到的贝叶梵文卷子里找出了九幕剧本《舍利弗传》，二是20世纪初欧洲人在新疆古文书里发现了吐火罗文剧本《弥勒会见记》，三是后来新疆又发现了回鹘文的《弥勒会见记》。从这些佛教剧本在新疆地区的流传，我们隐约看到一条印度梵剧东渐的轨迹：梵文→吐火罗文→回鹘文。在新疆发现的梵剧残卷是用中亚婆罗谜字母写成的，这就是说，这些剧本是在新疆本土抄写的，而不是从印度直接传来的。新疆的本地僧人开始传抄印度梵剧剧本，这是梵剧东渐的第一步。梵剧东渐的第二步则是新疆人用当地流行的吐火罗语和其他语言传译。接着的第三步则是从吐火罗文再译为回鹘（突厥）文。这是根据史实考察梵剧东渐的迹象。由新疆诸国向东再进一步，就到达了佛教在汉语区域的第一个大据点——甘肃敦煌。当汉人从各种西域文字里将佛经、剧本翻译成汉文时，其中的剧本就被翻译成了说唱俗讲文字。虽然印度梵剧对于中国戏曲的发展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中古以前西域乐舞和佛教宣讲文学大量涌入中原，使汉族戏曲的兴起和成熟受到强烈的刺激，则是不争的事实。
新疆的历史文化和文艺资源之丰富是任何他处所不能比拟的，应该珍惜和值得骄傲。
五 确保西域的文化主权 文化主权是国家整体主权的一部分，表现在文化上，是国家所行使的文化权力。
文化主权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权力。文化主权是国家整体主权的一部分，表现在文化上，是国家所行使的文化权力。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并不完整，文化主权更是遭到严重破坏。例如敦煌卷子被掳史、吐鲁番克孜尔千佛洞壁画被切割史、20世纪初叶新疆众多文物被盗史，都说明文化主权的重要性。当时全世界的探险队和探险家，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俄罗斯的，都在大清帝国疆土上肆无忌惮地横行，把中华文物一驼一驼地搬到外国的博物馆去。今天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伸张文化主权的声浪高涨，希腊雅典娜神庙文物讨索回归的成功，拉开了世界范围内被侵略和被掠夺民族捍卫文化主权、追讨文化财富的大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终于使我们恢复了完整的主权，但极左思潮的影响使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造成自毁文化长城、自毁文化主权的严重恶果。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拜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旧城改造、农村都市化、文化旅游进程所包含的负面效应，文物流失与非物质遗产流失一直存在。一些敌对势力也试图使用各种方式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从而达到颠覆中国人的文化价值观、分裂中国的目的。对这种现象，我们一定要保持警觉，不被经济利益冲昏了头脑，不让所谓的“国际合作”消解与动摇我们的文化主权，而是通过种种努力确保我们的文化安全。
文化丧失了，国家存在的根基就丧失了；文化守住了，民族兴盛的基础就巩固了。确保文化主权是为国家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提供文化支持，为之注入文化力量，在构筑我们军事的、政治的万里长城的同时构筑我们的文化长城。文化因而不只是文化，它是比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还要深刻的“政治”、“经济”。
更重要的是各民族人民和平共处共同享有文化资源的权利。我们首先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分裂只能挨打，只能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被侵蚀、被扼杀，然后要坚守住我们的文化阵地。
维护文化主权，就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就是在维护人民的文化共享权利。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保证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世世代代和平共处、和睦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