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离开雷锋的日子》，看离不开雷锋的精神
——编剧回顾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创作历程
1951年生于大连，满族。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一级编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编剧电影27部、电视剧50集，其中《飞来的仙鹤》《我只流三次泪》《解放》《留村察看》《蒋筑英》《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良心》《法官妈妈》《生死牛玉儒》获得华表奖、“五个一工程”奖。因《蒋筑英》《离开雷锋的日子》两次获得华表奖最佳编剧奖和第13届、17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电影《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引起热烈反响，与陈宝光合作的《建国大业》《辛亥革命》被喻为其史诗性剧作。
与王浙滨合作的电视连续剧《纪委书记》《离别广岛的日子》获得飞天奖，《天国逆子》在东京第7届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鸽子迷的奇遇》获得印度第5届国际儿童电影节金奖，广播剧《深情》获得“五个一工程”奖。
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人们自然会怀念对待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热，为人民做好事甘当傻子的雷锋了！
乔兵：“妈，学雷锋是你们上辈人的事，现在都讲怎么赚钱，谁还讲学雷锋？”
“呸！”乔安山将嚼烂的烟丝和满口的苦水吐出来，气得脖颈通红：“乔兵，你再说一遍。”
乔兵：“现在谁学雷锋谁是傻子。”
乔安山：“谁说这话谁是傻子。”
乔兵：“爸，也就你还相信雷锋精神吧？”
乔安山：“别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别人不学，我不能不学！”
——摘自电影剧本《离开雷锋的日子》
15年前，我为《离开雷锋的日子》写下这段台词，没想到关于学雷锋的话题，绵延至今依然争论不止。这部电影以雷锋的战友乔安山的形象，参与了社会关于学雷锋、社会道德建设的反思。
一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的一面镜子
正因为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个普通的人物，聚焦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表达了一个普世的道理，才有了一个普及的效果。
贴近了才有认同，贴近了才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能接受感动。我从事电影编剧35年，深知剧作是“以人为本”的工程，在生活中发现新奇的人、在剧本中描写生动的人、在写作中想着看电影的人，这是电影剧本创作之根本。支撑这个根本的，就是创作者的思想和行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是一切从事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必由之路。
15年前，我在电影中写了雷锋的战友乔安山因救人而被诬陷为肇事者的故事，激起了观众的同情和强烈的愤慨，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泪水。电影一经出世，迎合了人们呼唤雷锋精神的需要，红遍了大江南北。15年后，观众呼吁道德重建，很多人再次观看这部影片。特别是当年的青年观众，如今作为家长，去指导自己的孩子观看。这部电影，依然是人们热议的对象。我在网上搜索《离开雷锋的日子》，读到很多网民观后的反馈，摘抄几段：
“如果你通过影片，能理解雷锋一心奉献的所作所为，那么，你还有一颗发亮的爱心。如果你通过影片，能理解乔安山执著而可贵的人生信念，那么，你还有同情爱护这个世界的良知。雷锋精神，该学习还是不该学习，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从一个本不应该成为讨论内容的人生坐标，变成了一个争论不休且逐渐被淡忘的话题，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你，还记得雷锋是怎样被慢慢遗忘的么？”（来自：李伟锋）
“我小时候看过这个片子，当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很庆幸这是一部每个中国人都能看得懂的片子。雷锋是那个时代的楷模，你觉得过时了么？我还是愿意静静地好好看一遍这个电影，有很多事情，是我永远都不敢忘记的，可以说是并不想忘记。”（来自：寒朔）
“电影的主题歌——韩磊唱的《对待》，太好听了，这首歌是与雷锋穿越时空的对话，不仅是乔安山，也是我们每个人与雷锋的对话。如今小悦悦事件让我再次回想起乔安山救老人反被咬住不放的事情，现在社会更需要雷锋精神！更需要千千万万的乔安山！”（摘自：北岭怪侠）
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主任阎晓明对我说过，这部电影在电影频道播放37遍了，还是有人看，对于每一代成长中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部好看的新电影。浙江军影站一位老站长对我说过，《离开雷锋的日子》在部队最受欢迎，新兵入伍要看，老兵复员也要看，现在胶片都演出雪花了，战士们喜欢看这部电影，它贴近咱部队的生活，部队建设也需要。
可见，艺术形象不是过眼烟云，不是一次性口杯用过即扔掉，而是深植于人们心田中人性美好的道德之树，弥久地焕发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作为这部电影的编剧，目睹一部电影历经15个春秋，不能不感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应当形成怎样的道德规范？要不要学习雷锋的精神？这个从人性本质提炼的话题，依然拨动人们思考的神经。
可见，评价一部作品的权威，不是那些深居高校出口便引经据典的学者们，也不是那些毫无创作实践却鄙视主旋律的教授们。时间是秤，群众有尺，这是真正无上的权威。当编剧知道自己创作的电影，10年之后还有人看，说明当年下的功夫没有成为时间的垃圾。正因为这部电影描写了一个普通的人物，聚焦了一个普遍的问题，表达了一个普世的道理，才有了一个普及的效果。这部关于学雷锋的电影，像一面落地大镜子贴近生活地映照了社会现象，真实而可信。这个故事内容不需要有高深的文化解读，谁都能看懂有关良心和道德的问题，在时间与群众的尺秤之间得到了应有的评定。
一个编剧在职业生涯中接近和进入了很多人物的心灵，拷贝和蓄积了无数人的情感记忆，总有自己最难忘和最感动、最创新和最突破的题材和人物。《离开雷锋的日子》是我编剧里程中的第20部电影，之后我又写过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还有末代皇帝溥仪，也写过“法官妈妈”、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奥运第一人”刘长春、“零的突破”许海峰等等，但是，我依然对写这部有关雷锋牺牲之后的剧本记忆犹新，这部电影不仅改变了乔安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和很多参与这部电影创作者的命运，印证了时代主旋律怎样做到鼓舞人心，引起了我对于电影思想灵魂和电影从业者职业道德的重新思考，如同游进纯净无染的湖水里，身心得以洗礼。从题材开发到剧本创作和制作，这部表现中国社会道德精神的电影，融入了一种当下电影界缺失的并始终贯穿在影片创作过程之中的雷锋精神。
经常有编剧同行问起我，怎样发现了这个没有被电视曝光的真实题材？如何发掘了乔安山这个真实存在的人物？怎样发明了这样集锦式的电影叙事结构？如何发展了有关雷锋故事的新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