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星亮　广东省兴宁市人，博士。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研究所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常务副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拉比国立大学外籍博士生导师。曾任日本东洋文库、国学院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出版学术专著、合著、主编著作、译著29部，其中，独著《中华文明：中国少数民族文明》（上下册）《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等12部；合著《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的民族政策》（中英文出版）《突厥史话》（中英文出版）等5部；主编著作10部，译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60多篇；评论和介绍文章11篇；在报刊发表文章、访谈百余篇；撰写内部信息、提案和研究报告百余篇。获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17项。《图腾与中国文化》《中国自然崇拜》两书于2009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1年译成外文出版。

　　中国龙文化经历了哪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研究龙的学者大多是根据朝代把龙分为商周之龙、春秋战国之龙、秦汉之龙、隋唐之龙、唐宋之龙、明清之龙等，并作一些比较，说明各个朝代龙形象的不同点。遗憾的是，没有人研究过促成中国龙文化发生重大变迁的若干阶段。据现有资料，最早的具有传统特征的龙形象是辽宁阜新查海遗址1994年6月至10月间发掘的一条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这条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岩摆塑，全长19.7米，龙头部最宽处约2米，龙身至尾部宽约1米或不足1米。呈昂首张口、弯身弓背状。这是考古学发现的年代最早、体型最大的堆塑龙形。其次是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的蚌壳龙。蚌壳龙头朝北，背朝西，身长1.78米，高0.67米。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1993年6月，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张城村焦墩遗址发现的远古先民用卵石摆塑的一条巨龙，其年代与河南濮阳蚌壳龙的时间相当。其龙身长4.46米，高2.28米，宽0.3至0.65米，昂首直身，曲颈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伸三足，长颈曲折弯卷，独角上扬，恰似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从这三例龙形象来看，不是自然界中有龙，而是人们创造了龙，是文化龙，由此可推测，中国龙的起源至少在一万年以上。也就是说，龙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漫长的岁月里，龙文化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研究龙文化的主要发展阶段，对全面、系统了解中国龙文化很有意义。根据目前的资料，笔者认为，龙文化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四个较大的发展阶段。

　　一、图腾  崇拜

史载伏羲氏“蛇身人首”，意即伏羲氏族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祖先为“蛇身人首”形象，亦即其氏族图腾为蛇。又传说华胥“感蛇而孕”而生伏羲，意即伏羲氏族的始祖母华胥因蛇而孕生下一子，其后裔后来繁衍成一大氏族即伏羲氏族。
伏羲女娲图 唐代吐鲁番遗画

褚兰墓盖的莲花纹周围有伏羲女娲相环绕而飘飘起舞，象征阴阳交感、化育万物。
安徽宿县褚兰汉墓顶盖石画像

　　伏羲时代已发明较为高级的渔猎工具进行渔猎，不过，依然是攫取性的生产活动。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仍是主要以渔猎为主的时期，至新石器时代才出现农业。据此，则伏羲时代尚处于旧石器时代。伏羲时代崇奉的龙，无疑是图腾，而不是神。至新石器时代，由伏羲氏族发展而来的太暤部落，仍沿袭古老的名称和标志。

　　世界上不少学者认为，最早的有体系的宗教形式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最主要的功能是区分的功能，例如，以虎为图腾的群体，便以“虎”作为群体名称，以虎图案作为群体的标志和象征，相信虎不仅不会吃本氏族成员，而且族人还会得到它的保护。一般情况下，禁止打虎和杀虎食肉，并有与之有关的种种信仰。以某种动植物作为标志和象征，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以某种动植物作为群体的名称，是最早的社会组织名称。这些是人类社会完全形成的重要标志。图腾使人类各种社会群体能够相互区分，不致相互混淆，在原始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最早的图腾是动物，这表明图腾发生于原始狩猎经济基础之上，如德国学者B·安克尔曼指出，人类群体把图腾作为亲属的观念，“可能是在狩猎生产条件下形成的”。前苏联学者А·М·佐洛塔廖夫也说，图腾的产生“基于旧石器时代原始的狩猎-采集经济”。С·А·托卡列夫也认为，大多数图腾都是动物，“这一事实是狩猎民族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

　　在氏族社会早期，人类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生活资料完全靠大自然的恩赐。这种社会生产是攫取性的，是人类从动物界遗传下来的本能的生产活动。不少学者认为，由旧石器时代中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社会生产主要是狩猎和采集，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图腾崇拜和巫术，神灵崇拜尚未形成，这些都充分说明图腾崇拜是在采集、狩猎时代产生的。

　　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居住着许多部落。其中最著名的是黄河中上游和渭河流域的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以及黄河下游的少暤部落和江淮流域的太暤部落。史称炎帝“人身牛首”，故有些学者认为炎帝是以牛为图腾的。另有一些人根据炎帝为姜姓的有关记载，认为炎帝为古羌人的祖先，而古羌人的图腾一般为羊。史载“黄帝有熊氏”，大概黄帝出自熊氏族。少暤部落以鸟为图腾，这是大多数学者公认的。史载太暤部落以龙命官，称为龙师。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郯子语：“太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太暤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宓羲龙师名官。”颜师古注引应劭语：“师者，长也，以龙纪其官长，故为龙师。春官为青龙，夏官为赤龙，秋官为白龙，冬官为黑龙，中官为黄龙。”据此，太暤部落无疑是一个以龙为标志和象征的部落，以龙与其他部落相区别。

　　新石器时代不是图腾崇拜为主的时期，而是多神崇拜时期，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并行不悖。因而，龙作为太暤部落的图腾，并不是产生于新石器时代，而是产生于更为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即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太暤部落时代并不是龙图腾产生的时代，而应从太暤部落的先民中去探求。

　　史载“太昊伏羲氏”或“太暤帝庖羲氏”。史学界一般把太暤与伏羲等同起来，以为太暤即伏羲，或以为太暤为伏羲之号。也有的学者认为“太暤”与“伏羲”毫无关联，是后人的误会。在笔者看来，黄帝、炎帝、太暤、少暤、颛顼等，都不是远古时代具体的人物名称，而是部落首领名称。在原始时代，部落首领一般是由部落内最强大的氏族选出，或由该氏族酋长担任，这正如印第安阿兹特克联盟是由三个部落组成的，联盟设一个最高军事酋长，名“蒙蒂祖玛”，“蒙蒂祖玛”所任之职是在一个氏族内世袭的，鹫是“蒙蒂祖玛”所居房宅上的徽志或图腾，其人选则由全氏族成员从本氏族内选出。温内巴戈印第安人也一样，“警察职务由熊氏族人世袭，部落首领永远在雷鸟氏族中挑选，而公共传呼人则总是由水牛氏族担任”。易洛魁人、印第安人的情况也相似，“在联盟开始创立之时，即设立了五十名常任首领，并授以名号，规定永久分属于各指定的氏族。除了两名首领职位只保持一任之外，其余所有的首领职位，都一任连一任，先后相继，从那时一直承袭到现在。每一个首领职位的名号也就成了充任该职者在任期内的个人名字，继任者即袭用其前任者之名。……当这种首领职位出缺之时，世袭该职的氏族即授权在本氏族内选举一成员继任，以保证有秩序地袭职。……就职以后，他原来的名字就‘取消’了，换上该首领的名号。从此他就以这个名号见诸于人”。从北美印第安人的技术水平来看，他们尚处于新石器时代，与黄帝、太暤等所处时代相似。所谓“黄帝有熊氏”，意即“黄帝”这一部落首领职位由熊氏族之人担任。“太暤帝伏羲氏”，就是说“太暤”这一部落首领职位由伏羲氏族内选出。伏羲氏族可能是太暤部落内最古老、最强大的氏族，也可能太暤部落是由伏羲氏族分化发展而成的。

　　史载伏羲氏“蛇身人首”，意即伏羲氏族的图腾标志或图腾祖先为“蛇身人首”形象，亦即其氏族图腾为蛇。又传说华胥“感蛇而孕”而生伏羲，意即伏羲氏族的始祖母华胥因蛇而孕生下一子，其后裔后来繁衍成一大氏族即伏羲氏族。类似传说在近现代的中国南方彝族、白族、傈僳族等族中普遍存在。这也说明伏羲氏族的图腾为蛇。

　　然而伏羲时代是什么时代呢？传说中的三皇为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燧人氏钻木取火，是火的发明人，因而燧人氏时代是人类开始由生食向熟食过渡的时代，由生食到熟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伏羲氏时代在中国史前社会中处于什么阶段呢？《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精。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其意为：远古时，伏羲氏为天下的首领，他抬头则观察天象，低头则观察地理，并观察鸟兽的斑纹和植物的分布生长情况。近处则取法于人体的各部分，远处则取法于万物的诸形象，于是开始造作八卦，用来沟通领会天地造化神妙高明的用意，用来衡量区分万种物类的情状。结绳而织成网罟，用来猎取鸟兽，捕捉鱼类。此一记载说明伏羲时代已发明较为高级的渔猎工具进行渔猎，由使用简单的石器、木棒到结绳织网是人类渔猎生产工具的一个重大变革，使原始的渔猎生产力大大提高，因而伏羲氏时代是代表渔猎生产发达的阶段。由于有了较先进的渔猎工具，人们可以走出森林，走出高山，到平原地区，到河流附近、湖泊旁边进行渔猎生产。因而伏羲时代也是中国原始时代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不过，当时仍是人类以渔猎为主的时代，依然是攫取性的生产活动。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仍是主要以渔猎为主的时期，至新石器时代才出现农业。据此，则伏羲时代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由此也可说明，伏羲时代崇奉的龙，无疑是图腾，而不是神。至新石器时代，由伏羲氏族发展而来的太暤部落，仍沿袭古老的名称和标志。

　　据上，笔者认为，龙原为伏羲氏族的图腾，后来成为太暤部落的标志和象征。不过，如前所述，龙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太暤部落当是龙文化最为重要的起源地之一。也就是说，龙崇拜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图腾崇拜阶段。

　　二、神灵  崇拜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的长篇铭文记载云：“中直柱，双结龙，主守中溜辟邪殃。”作为中直柱，正是撑天的巨柱，天地的沟通，正是靠两龙相交而进行的。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墓中的双结龙图像
  左：墓门中立柱正面画像
  右：墓前室北中立柱正面画像

　　人类进入生产性经济时代，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从“人类—动植物”的二元结构发展到“人类—动植物—自然现象”的三元结构。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自然力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于是便把各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神化，虔诚敬拜。在各种自然神中，雷神是最早形成的神灵之一。最早的雷神形象是龙。

　　所谓神灵崇拜阶段，即把龙当作神灵来崇拜。神灵崇拜又包含三种形式：自然神崇拜、保护神崇拜和神兽崇拜。这三种崇拜既互相关联，又各有差异。其中自然神崇拜是最早、最主要的，其他两种崇拜形式都由自然神崇拜派生。自然神崇拜即把龙视为主宰雨水的雷神、水神、虹神、星神等来崇拜。不过，并不是说在自然神崇拜阶段，龙已不再具有图腾的特性。图腾和自然神虽有差别，但也有联系。从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来看，图腾观念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期，至新石器时代，图腾崇拜开始演化，其残余形式仍长期延续。而神的观念的产生较图腾观念晚得多。塔斯马尼亚和澳大利亚土著是迄今所知的最原始的民族之一，其社会发展水平被认为相当于旧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据考察，塔斯马尼亚人未被发现有神和神灵观念。澳大利亚人的宗教形式主要是图腾崇拜和巫术，大多数部落不仅“没有关于一神或多神的观念，没有对神的崇拜”，而且“万物有灵观念、灵魂和精灵信仰虽已出现在澳大利亚人中，但仍十分朦胧，在其宗教中并无多大作用”。仅在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东南部落中，才出现神的萌芽形态。至新石器时代，各种具有神性和神职的神才开始形成，如被认为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美洲印第安人中，已有了日、月、水、火、土、风等自然神的雏形。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发生的关键是发明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即学术界称之为“产食革命”（Food Production Revolution）的阶段。人类倘若不会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将永远处于渔猎采集的原始状态，文明也就无从产生。人类在渔猎时代的社会生产主要是攫取性的，与一般动物捕获食物没有根本性的不同，攫取是所有动物的本能之一。而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动物则是一般动物不具有的技能。因此，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有的学者称之为“农业革命”。这一大革命必然会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变化，居住方式也开始由游徙过渡到定居，从而逐步抛弃从动物界遗传下来的本能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方式。宗教信仰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较为单一的图腾崇拜、巫术等过渡到多神崇拜阶段。龙图腾崇拜也从此走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龙神崇拜阶段。

　　一般认为，种植植物和饲养动物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大量的中外考古资料说明，农业、畜牧业在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攫取性的社会生产开始过渡到生产性的经济生产。中国新石器时代一般认为是在4000年前至一万年内的时期，而前述6000年前至8000年前的龙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由此也可说明当时的龙崇拜已不再是单一的图腾崇拜，而主要是龙神崇拜。

　　从中国的传说来看，中国的农业革命发生在三皇之一的神农氏时代。《易·系辞·下》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其意为：伏羲氏死后，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作为耜，揉曲木头作为耒，将耕地锄草的方法教给天下人们。其他古籍也有关于神农氏好耕种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卷721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淮南子·修务篇》：“……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管子·形势》：“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管子·轻重戊》：“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庄子·盗跖》：“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绎史》卷4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商子·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由上可知，在神农氏领导下，先民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生产大革命，从以渔猎为主的阶段进入以农业为主的阶段。

　　随着产食革命或农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人类思维也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在采集和渔猎经济时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是人类与动物及植物的关系，因而人们经常观察、思考的是人与动物及植物之间的关系，各种动物的习性有什么不同？各种动物的栖息特点有什么不同？对不同动物应采用哪些不同的狩猎方法？何时狩猎哪种动物合适？各种植物生长情况有什么不同？什么时候吃哪一种野菜？什么时候采哪一种野果？因而当时人类的思维结构主要是“人—动植物”的二元结构。图腾崇拜也正是在这种思维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人们把某一种动植物与某一群体进行类比，并作为标志和象征。

　　人类进入生产性经济时代，思考的问题越来越复杂。种植的作物到了一定时期便有收成，饲养的牲畜每年都会繁殖幼畜。但是，种植的作物并不是每年都能取得一样的好收成，时好时坏，有时甚至颗粒无收。倘若洪水泛滥或飓风肆虐，即使快要收获的庄稼也会付诸东流；倘若风调雨顺，即使播种后不怎么管理也会有一定收成。饲养的牲畜也一样，如果冬季天气特别寒冷，将会冻死牲畜；如果天气较暖和，则牲畜能较安全地度过冬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观察、思考人与动物和植物的关系，而且观察、思考自然现象与动物和植物的关系，把地上的动植物与天上的自然现象分开来加以观察和思考，自然现象为什么会影响农牧业生产？怎样影响农牧业生产？这样，人们的思维基本结构也就发生了变化。人类的思维从“人类—动植物”的二元结构发展到“人类—动植物—自然现象”的三元结构。

　　新石器产食革命的发生和原始思维的变革，引起社会意识和宗教观念的变化。由于原始农牧业经济与自然现象的变化关系密切，庄稼收成的好与坏，牲畜头数的增与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但是，远古时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自然力面前软弱无力，束手无策，于是便把各种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神化，虔诚敬拜。

　　从中外原始民族的宗教信仰来看，在各种自然神中，雷神是最早形成的神灵之一，而天神或上帝等是较晚时候产生的。雷神的形成与早期农牧业生产密不可分。首先，古代人们以为雷与农作物和牧草的发芽、生长、结果有关。当他们发现，春雷响后，万物复苏，因而误以为雷有催生万物的功能。《说文》云：“霆，雷余声也，铃铃，所以挺出万物。”《易·说卦传》：“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春分到秋分期间，是雷电活动的时期，同时也是万物迅速生长、结果的时期。秋分以后，天气渐凉，一般不会再有雷电，而此时万物也逐渐枯黄、衰落。古人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们说：“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入，入则万物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出，出则万物亦出，此其常经也。”这种现象自然会使古人以为万物生长、枯黄与雷的出没有必然的联系，进而误以为雷主宰万物生长，是农牧业的保护神。在北方民族中，不少民族在春雷第一声响后要用鲜奶举行祭祀仪式。在他们看来，春雷响后，牧草长出新芽，牛羊开始产羔。母羊吃了嫩草，奶汁较多，除了喂羊羔之外，还可供人食用，因此他们认为春雷给人们带来了羊羔和鲜奶。其次，雷电往往与雨水相伴随，春、夏、秋之际，雷鸣电闪之后往往就有一场大雨。古人不清楚雷电和雨水的关系，误以为雨水是雷电带来的，雷主宰雨水。由于雨水是农牧业的命脉，希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人们自然会祈求主宰雨水的雷神保佑。

　　雷神观念产生之后，人们便开始塑造雷神形象。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雷神形象，史籍中有不少记载，如前所述，《山海经·海内东经》记雷神形象为“龙身而人头”，《淮南子·地形训》称其为“龙身人首”。《易·说卦传》：“震为雷，为龙”，亦即雷电如龙。古代蒙古人也认为龙能打雷降雨，雷声是龙发出的声音，当龙尾迅速蜷曲的时候就发出闪电。14世纪的波斯文史籍《史集》载：“据说，在蒙古斯坦经常打雷。蒙古人认为，雷电出自某种类似于龙的动物，而且在他们的地区上，居民仿佛亲眼见到它怎样从天上降到地上，以尾击地，蜿蜒而动，并从口中喷出火焰。”在国内外许多民族中，都有把龙视为雷神形象的资料。因而，最早的雷神形象当是龙，至于其他雷神形象，是后来产生的，有的则是因民族、因地区不同而有不同的龙形象。

　　后来，自然神灵越分越细，雨神、水神、虹神、星神也先后产生，龙又成为这些神的象征被加以崇拜。

　　据上，由图腾崇拜发展到神灵崇拜，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大革命——农业革命形成的，是由内部创新、变革引起的。

　　三、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

西汉出廓龙凤玉佩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

雍正 明黄色缎绣云龙银鼠皮龙袍

　　在中国历史上，龙在树立权威、夺取王权和巩固王权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其原因是龙在各民族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新石器时代，龙便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的象征，人们相信雨水、旱涝均由龙神主宰，而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雨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和安全。因而在众多神灵中，龙受到最普遍的崇拜。

　　龙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的阶段是随着秦汉中央政权的高度集中而形成的。秦之前，各国诸侯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秦荡平六国，统一全国。为巩固政权，在行政上实行郡县制，以分化、削弱诸侯旧有势力。在文化上统一文字，在经济上统一度量衡。汉继秦制，并吸收秦亡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方式维护政权和保障国家统一。国家的统一，疆域的扩大，使各地、各民族不同的龙文化有了更多的相互交流、借鉴的空间，同时也有了整合、升华的基础。

　　统治地域如此广大的国家，除了采取各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之外，还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神化帝王，树立帝王的绝对权威。如何树立权威？纵观历史，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把自己说成是神的化身或神之子，或把自己说成是受神灵保护的人；二是所谓“君权神授”，即把自己获得王权说成是上帝的旨意、神的安排；三是两种方式兼而有之，既宣扬自己的王权是神授予的，又说自己是神的化身或神之子。关于这些，在中外各民族中可找到大量的事例。

　　在中国历史上，龙在树立权威、夺取王权和巩固王权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其原因是龙在各民族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时代，龙便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的象征，受到各地的普遍崇拜。人们相信雨水、旱涝均由龙神主宰，而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雨水是农业生产的命脉，或风调雨顺，或旱或涝，决定着农业生产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中国古代人们的生活和安全。因而在众多神灵中，龙受到最普遍的崇拜。古代许多帝王为了夺取王权或巩固王权，充分利用人们崇敬龙神的心理，通过各种方式神化自己，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借助龙树立权威，获得人们普遍的信任和支持。

　　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借助龙树立权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把自己的诞生神秘化，声称与龙有密切的关系，说自己是龙种、龙子。秦始皇被称为“祖龙”，虽然“祖龙”究竟指的是什么，史家说法不一，但秦始皇与龙神拉上关系当是无疑的。

　　汉朝各代帝王更加精于利用龙神的神力和地位以树立权威，每一代帝王都说自己是龙的化身，是真龙天子。传说汉高祖刘邦系其母刘媪与蛟龙交合而生，《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因为是龙之子，故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注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刘邦出身寒微，比不上六国诸侯王后裔的地位、身份高贵，为了抬高自己，树立权威，使众人信服，刘邦及其亲信便编造了这一荒诞的故事，把自己说成是龙之子，不是凡人，以使人们像尊崇龙一样尊崇他、畏惧他。正如古埃及自奉太阳神为主神之后，历代国王被认为是太阳神，“在世之日即被崇敬为神，敬献祀品，并有专职祭司在供奉国王神位的寺庙里专司祭祀礼拜。”人们“绝对相信国王真实的神性”，认为他是“伟大的神”，是“太阳神的儿子……他的各种称号直接渊源于太阳神的称号”。

　　自秦汉之后，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龙也因此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对中国龙文化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龙神崇拜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使原来不崇拜龙的地区和民族崇拜龙。另一方面，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本来不同的龙文化得到整合，使之逐步趋同，使各地、各民族不同的龙形象逐步趋于统一。从各地出土的秦汉以后的龙形象均大同小异来看，说明帝王崇拜与龙神崇拜相结合对各地龙文化的整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秦汉之后，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使中国龙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龙崇拜的这一发展阶段的基础，也主要是由内部创新、变革引起的。

　　四、印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

藏传佛教中骑龙的白财神

　　龙文化传入印度在秦汉之前，此前，中国龙的神性主要是行云播雨。龙崇拜传入印度之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佛教产生之后，龙文化又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中的龙文化又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我国原有的龙文化融为一体。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龙文化影响很大。佛教中的龙王、龙珠、龙宫信仰及其传说等与中国本土龙文化融合，使中国龙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无“龙王”崇拜，龙王崇拜是在佛教传入后引进的。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说：“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释迦牟尼）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在汉代之前，只有龙神，而无“龙王”。佛教从东汉开始逐步传入中国，至隋唐时代，佛教信仰在中国传播较广。随着佛教的传播，龙王信仰遍及中土，并与中国原有的龙崇拜相结合。

　　从一些迹象来看，印度佛教中的龙王的原形是中国先秦时代主宰雨水的龙神，龙神信仰传入印度后，经过印度人的再创造，成为“龙王”，并增添了龙宫、龙珠等信仰。随着佛教的东传，龙王崇拜也随之传入中国。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龙王信仰也得到迅速流传。

　　佛教中的龙王与中国龙神都具有行云播雨的神性，但也存在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中国龙与印度龙之间最大的差异是地位不同。在动物崇拜中，龙具有至高无尚的地位。特别是在龙崇拜与政治结合起来之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神。而印度龙则是一般的神灵，如佛经中的天龙八部之“龙”，不过是普通的护法神而已，无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动物崇拜中，金翅鸟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龙经常是金翅鸟的猎物。在印度神话中，蛇最惧金翅鸟，看到飞过来的金翅鸟，便惊慌逃走。在佛典中，龙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鸟。传说金翅鸟每天以龙为食，一天需要一条大龙王，五百条小龙。这说明龙的地位远在金翅鸟之下。而中国则相反，龙的地位远在凤鸟之上。

　　其二，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能够升天入地，沟通天人；能为神仙乘驭，来往于天地之间。如黄帝乘龙升天，颛顼、帝喾、启亦乘龙往来。而印度佛教中的龙则没有这种神性。大神乘骑的是金翅鸟，如古印度人的天神毗湿奴常骑在金翅鸟上飞行。佛教中的文殊菩萨乘的是狮子和孔雀，或坐白莲台；普贤菩萨乘的是六牙白象，或坐青莲台。

　　其三，在佛教的龙王崇拜传入之前，中国的龙没有地域龙，龙被奉为主宰雨水之神，受到各地各民族的普遍崇拜，龙的形象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只有颜色的区别，分为青、赤、白、黑、黄五种。印度人封龙为“王”，给龙造“宫”，是一个创造，印度龙的地方神特性较明显，龙王的种类繁多，大至四海，小至湖、河，都有龙王。各水域的龙王各有其名，各据一方，每一个水域都有龙王、龙宫，说明龙只不过是某一水域的主宰神。

　　其四，求雨仪式不同。中国原有的向龙神求雨的方式主要是巫术仪式，筑土龙并举行雩祭，模仿下雨，此外各地还有其他巫术仪式。而向龙王求雨主要是呈祭品、烧香、跪拜、祈求的祭祀仪式。

　　从以上差异来看，龙文化传入印度在秦汉之前，因为龙在秦汉开始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中国龙的神性主要是行云播雨，而印度的龙王也一样，主宰大海、湖泊和水潭等水域。龙崇拜传入印度之后，经过再创造，与本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印度特色的龙文化。佛教产生之后，龙文化又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佛教的东传，佛教中的龙文化又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与我国原有的龙文化融为一体。

　　由中国传入并经过印度化而纳入佛教体系的龙王崇拜，随着佛教的东传又反馈到中国。而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龙王信仰也一样，自传入中国之后，经过再创造，因而后来中国的龙王信仰又不同于印度的，成为中国化的龙王。在印度，龙王是佛的信徒、供养者或守护神。而中国的龙王因受道教和儒教的影响，龙王信仰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在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成为玉皇大帝的部下。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的龙王传说也强调仁、信、义，强调夫妇、弟兄、父女之情，并有善恶之分。此外，各地的龙王一般有姓、名和封号，这也是中国特有的。

　　印度佛教艺术的传入，对中国龙形象也有较大的影响。从汉晋到唐宋时期，龙的形象在演变过程中明显地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如敦煌北魏壁画上的龙，其动态虽在奔腾，却给人以一种安详、宁静的感觉，这种造型显然来源于同时代佛教中的飞天。在南北朝时，龙的颈上和背上出现“焰环”，其造型是受佛顶上的五佛顶之一的“火聚光顶”之类佛教艺术装饰的影响。至唐宋时期，此种影响更为明显。中国原无狮子，狮子形象是佛教东传后引入的。一般认为，狮子形象在东汉开始出现，到西晋时期较为流行，南北朝以后广为盛行。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象的演变影响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象特征，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鬣，鼻子也近似狮鼻。江西江宁南唐时代的一些墓中壁画上的龙，不但头部像狮子，就连整个身体也有点近似于狮子。龙吸收狮子形象，主要是为了言其神威，增加它的神通。

　　龙珠也是佛教东传以后才有的。佛教中有一种宝珠，又叫摩尼珠、如意珠。《智度论》卷五九：“有人言，此宝珠从龙王脑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能烧，有如是等功德。”唐宋以后，龙戏珠的出现当与佛教有渊源关系。

　　印度佛教龙文化的返归中国，对中国龙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丰富了中国龙文化，增添了不少新的成分，使之更加宏富、博大；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传播，龙崇拜的地域更加广大。此外，由于龙王信仰具有地域性，因而许多地区不仅奉龙王为雨水神，而且还奉之为地域保护神。印度龙的返归中国，促使中国龙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龙崇拜的这一发展阶段与前几个阶段不同，其变迁的原因主要不是内部创新，而是文化传播引起的。不过，不是简单的引进，而是经过再创造，使印度龙王具有中国的特性，并与中国原有的龙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块。

印度佛教中的狮子对中国龙形象的演变影响很大，唐宋时期的龙吸收狮子的形象特征，头圆而丰满，脑后披鬣，鼻子也近似狮鼻。
  唐代圆雕青玉龙首 西安东南郊唐代曲江池遗址出土

　　中国龙文化经历了四个较大的发展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神灵崇拜阶段、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的阶段、印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在狩猎采集阶段，某些部落把龙视为图腾，当作自己的亲属和祖先，农牧业形成之后，神灵观念开始产生，人们又把龙奉为神。秦汉时期，中国的大一统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神，以整合各地、各民族，因而龙崇拜又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形成颇具特色的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发展阶段。隋唐时代，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由中国传入印度并经过印度再创造的龙王返归中国，并与中国原有的龙崇拜相结合，使中国龙文化锦上添花，进入到一个新发展阶段。不过，这四个阶段既互相关联，又各有差异。与龙有关的图腾崇拜、神灵崇拜、帝王崇拜和龙王崇拜先后产生或传入，但四者并不是简单的更替，不是后者代替前者，而是相互整合、累积。神灵观念产生之后，虽然作为图腾的一些文化元素由于在社会中失去作用而逐渐消失，但仍具有功能的文化元素如名称、标志和象征等被保留下来，并与后来产生的各种文化元素并存。帝王崇拜形成之后，龙作为帝王的象征，并随之形成宫廷中的龙文化。虽然历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措施，限制民间使用龙形象，特别是黄龙，但是民间的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形成了与宫廷龙文化并存的局面。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传入之后，与中国原有的龙崇拜相结合。因而至清代，中国龙具有多种象征意义，既有图腾的基本特征，又有神灵的一般特性，还有帝王崇拜的特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