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虎的画笔墨酣畅淋漓，以一种包容万象的气质，探索中国画在美术史上的当代性与前卫性。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迷恋和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国流派的清醒认识，以及对中国艺术历史责任感的自觉担当，使石虎成为一个国画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他秉承着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融汇中西的创作理念，用国画的笔墨语言，借西方传统油画的表现方式，对波洛克泼洒式的抽象表象主义、德·库宁东方书法式的黑白水墨抽象，进行着有选择性的借鉴和取舍，在扎根于民族传统基础上，寻找几千年来中国画笔墨语言在当下环境中的心性表达，探索属于民族自己的表达方式。 

　　他始终信奉“中国艺术的真谛应该从民间去寻找”，童年时期所见的“吊挂画”、老奶奶们的剪纸、女人的花鞋鞋样、卖丝线的小贩……这些样式都成为他创作的活源。他坚持以朴素的语言描绘近似儿童画艺术的抽象画卷，使作品散发出一种天真烂漫和浑厚质朴的气质。这种气质以一种“反朴入浑”的艺术魅力征服着古今中外所有的观众，体现着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深刻思想。且不说他画中那些源于西方的简洁生动的造型元素，以及鲜明艳丽的用色技法，单从画中那洒脱豪放的笔墨，那墨线间有形与无形的穿插来说，都深深烙印着中国文化的气息，可见他的艺术语言是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孕育生发的。 

　　石虎的艺术虽然扎根传统，但他不是一个食古不化的顽固守旧者，相反他是一个勇于创新和开拓的先驱者，多年的传统艺术文化研究，使他深知传统国画的弊病，比如中国画的设色领域，从古至今，历来是不被文人们所重视与喜爱的一块，浅绛山水和青绿花鸟是幸存的“小众”。这是由于宣纸的柔弱本质不易承担多种颜色，更不用说是重彩的表现，而石虎以多年孜孜不倦的实验，在材料上突破了这种限制，释放出宣纸更大的性能，使颜色的表现充满活力。他画恣情纵意的水墨人物，更画气势恢宏的重彩画作，可见石虎是一个辛勤的探索者。 

　　石虎在中国画笔墨问题上的探索和出新，并不是碰运气时“随机”产生的结果，而是有着自己鲜明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画的笔墨不在笔墨，而在笔墨所体现的美感和精神。毛笔有优有劣，难以表现强度，因此强化笔墨不是丢掉笔墨精神，而是在保留这种笔墨精神前提下对表现手段的扩展。中国美术全部优势都在线条上，中国艺术家要做的就是创作出一套中国画新的线条方式，把线条方式展开成为一个系统性的语言，这样中国画才有生命。品读石虎的书法作品，就能被中国毛笔的线条魅力所打动。他的书法当今无二，看似古怪离奇，但细细品味，又可以窥见他深深吸收隶书、甲骨文、魏碑的痕迹，是地地道道的传统书法。 

　　石虎的开拓性不仅仅表现在绘画语言与技法上，更有对艺术家个人修养的认识。他像一个披荆斩棘的领路者，站在风口浪尖上呼吁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是他自身民族的心性代表，他的作品就称不上“艺术”两个字。“85思潮”之后的，石虎确立了自己汉文化守卫者的忠实角色，给那些迷思在引进、模仿、推崇西方理论大潮的艺术家们一壶“醒酒药”。90年代，石虎的艺术进入另一种境界，对中国诗歌的关注让石虎探索到中国文化的另一块世外桃源，从对汉字的思考到发现“汉字思维”，石虎对民族文化进行着再次的审视和释义。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探索方块字的艺术表现，《字象篇》《论字思维》是他思想的结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他追求以一种诗意的画境来表达充满哲学思想的画面，试图在中国画中表达中国人的学养和感悟。之后创作的《玄腾图》《乐年图》《坤梦图》是他探索的代表之作，2004年的《红实图》更是博大精深。 

    石虎纵横在水墨、油画、书法、诗歌广阔的领域中，并“独步”于中国画的重彩领域。他“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偶然性来发挥他的才智和想象力，创造一幅幅具有荒诞和怪异美的作品……在梦幻式的语言中突出文化的内涵（邵大箴语）”。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有着国际声誉的中国画家，石虎的绘画架起了中国绘画在国际间传播与交流的桥梁，为中国画走向世界探索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