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新移民华文文学，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是怎样一个概念，但说起严歌苓、张翎等海外作家，不少文学爱好者却能如数家珍地道出其作品。12月初，首届海峡文学节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闽都）笔会在福州举行，洛夫、林湄、陈浩泉、陈河、少君、王性初、宋琳、陈瑞琳、章平、融融等欧洲、美洲、澳洲华文作家，潘郁琦、焦桐、林静助、徐瑞等台湾诗人以及来自中国大陆的杨匡汉、杨匡满、刘登翰、陈公仲、杜元明、古远清等作家、评论家60余人与会，共同探讨国际新移民华文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新的时代特征。

《下城急诊室》 施雨

《小姨多鹤》 严歌苓

《刀锋下的盲点》 施雨

　　海外华语文坛主力军 

　　“改革开放以来，一波又一波的留学生到海外求学、深造、就业、成家，经过一二十年在海外的定居，他们开拓了自己的西方视野和思维元素，拿起笔来记录下华人他乡生活的喜怒哀乐，成为应运而生的新移民作家。这30年来新移民作家的崛起与成熟，也标志着这一代新移民族群用方块字架起文化的桥梁，让中国走向世界，也让世界了解中国。”论坛上，旅美作家施雨表达了海外新移民华文作家的心声。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巴黎后，写作场域的巨大变化不亚于社会递嬗所产生的影响。”在异国他乡，域外写作的可能性与生存的严峻一道凸显在诗人宋琳面前。在国内无论怎样想象，都难以实际了解这种状态。“作为中国诗人，可能在写作时还有文化差异的负担，比起俄罗斯或东欧移居西欧的诗人，我们的困难也许更多，体验也许更复杂。至少在宗教层面上，我们普遍未经历过洗礼，因而内心也更孤独。”宋琳经常自问，域外写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后来他发现，对个人来说，或许意义就包含在此一追问中。令他觉得奇怪的是，孤独也滋养了那种纯粹为了克服失语症的写作。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他们这一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离开中国的诗人，必然要去承受一种写作的天命，自觉地建立起一种与本土和传统的对话。 

　　在旅居荷兰的作家林湄看来，漂泊是一种磨练，移居是一道特殊的景观。有的入乡随俗，有的不适应而被淘汰，有的入俗而变异，有的把生存感悟转变成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新理念。“可想而知，经历对我认识世界的角度、宽度、高度有着一定的影响。然而因自己不太适应这个现实，与现实格格不入，又不愿随俗，常常感到失望甚至痛苦。在无法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只好将现实与理想、思索与文学分开，于精神王国里寻找自己的归属。每当走进喧闹的街道和人群时，不由想起湖畔书房内领略和体悟的三趣：书趣、天趣、独趣，我视它们为乐园。” 

　　宋琳与林湄的体验，在新移民作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国内到海外，文化差异带来的震撼、亲朋好友疏离带来的孤独，使他们更加深入地思考，进而希望能通过文字表达内心这种独特的体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开始了对祖国文化与自我新的审视与探寻。 

　　今天，新移民华文作家的创作已经成为海外华语文坛的主力军。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双一指出，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青年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出发前往海外留学，相比之下，大陆留学生发挥的作用更大，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然而到了1950年后的冷战时期，大陆学生无法前往西方世界，因此这个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断裂，而这却是台湾的海外留学生文学兴盛发达的时期。到了1980年后的新时期，以大陆为出发点的新移民文学又崛起了，目前其成就早已超越台湾的留学生文学。 

　　持上述观点的还有南昌大学教授陈公仲。他说：“目前新移民作家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比如在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中，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今年也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一个是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这是部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今年10月份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最近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严歌苓说，这是她写得最下功夫也是最长的一部作品。这是严歌苓写作的一个重要转换，由写女性到写男性，由写底层普通妇女到写男性知识分子。为了写这部作品，她三次到青海劳改场采访当年的情况。我相信新移民作家的优秀作品还会不断涌现。” 

《陆犯焉识》 严歌苓

《天望》 林湄

《金山》 张翎 

　　从冲突、猎奇到自我的重新找寻 

　　新移民文学折射了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时代，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新层面的碰撞与磨合，既有别于我国大陆文学，也与前辈移民作家，乃至台湾、香港、澳门文学有所不同。朱双一指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在20世纪上半叶以启蒙、救亡为最重要的主题，上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的留学生文学以表达中西文化冲突为主题。现在的新移民文学，反映的又是不同的主题。比如对比旅美作家施雨的小说与於梨华的《傅家的女儿》等留学生文学就可发现，於梨华小说的主题，集中表现中国人到美国后所感受到的一种中西文化的冲突，流露出一种无根的漂泊感，相对地，这种情绪和感觉在施雨的小说中已经减弱了。施雨的小说涉及更多当代美国社会议题，包括性别、种族、伦理道德、媒体、法律、商业逻辑、时尚（整容、吸毒、忧郁症）等。这是对美国的多元文化、整体社会的真实感受，同时也看到美国社会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对此加以思考。这样就使作品更有时代感，也更有深度。这些都是於梨华的作品中所没有的。 

　　评论家陈瑞琳也指出，早期的新移民小说创作，涌现的作品多是对海外“花花世界”亲历式的猎奇描绘，继而开始出现一批以聪明勤奋的中国人在海外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传记性文学，作者急切表现的主要是他们在海外经历的种种人生磨难，其中也不乏生死挣扎、悲欢离合、心灵创伤、酸甜苦辣等等，但早期新移民文学还是带有强烈的自传性、个人色彩。经过20多年的艰辛历程，新移民文学创作从开始对海外世界的向往、新奇到亲临的失落幻灭，再到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认识、对自我的重新寻找。从早期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到新世纪旅加作家孙博反映海归题材的《回流》，新一代的移民作家在经受了历史性的文化洗礼和生命“移植”的脱胎换骨之后正跃然前行。陈瑞琳还特别提到近年来受关注较多的旅加作家张翎的创作，她说：“张翎被誉为能够自觉地从家国之外的空间出发，在历史与当下、中国与北美之间书写离散移民群体的情感历程与身份认同，开创独具特色的‘中国想象’的作家。阅读张翎的小说，迎面而来的首先是遥远的‘边缘人’的冷静，是时空距离的悠然清凉。从早期《望月》里上海金家大小姐走进多伦多的油腻中餐厅，到后来《交错的彼岸》中那源于温州城里说不清道不明的爱恨情仇，张翎以她成熟稳健的纤柔之笔，把时代风雨交加的‘双城’故事写得苍茫辽远。” 

　　在对新移民华文文学价值的判断上，评论家杨匡汉的观点值得思索。他说，对于海内外作家应该有同一的标准，即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标准来判断，在这样的标准面前，不分海内外，不分老少，不能一味地棒杀或吹捧。一部优秀的作品，大致应具有四个维度，即历史文化维度、生命体验维度、艺术创造维度和神性维度，是天地人神四重奏。另外，对于“新移民”的称谓，杨匡汉认为应该有所商榷：“‘新’以后怎么办？学术研究中不断‘新’、不断‘后’，我觉得也不好。不能用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而应该用价值论代替进化论。文学家的作品在整个历史上有没有价值，应该看他是否为我们的民族、为人类的文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