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成为规模宏大、具有全球影响的社会运动，任何一届奥运会的举办都会对主办国特别是举办城市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是奥林匹克运动超出体育之外的影响，在雅典奥运会之前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记录和研究。为了科学地评估奥林匹克运动的全面影响，国际奥委会设立了奥运会总体影响（Olympic Games Global Impact）即OGGI评估项目，要求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之后，每个奥运会主办城市都要在奥运会结束两年内提交OGGI评估报告，作为奥运会总结报告筹办情况概述、竞赛组织和竞赛成绩之外新增的第四部分。OGGI项目将从环境、社会-文化、经济三个维度来测量“奥运会的全面影响”，为了了解奥运会筹办以来对北京的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记者采访了ＯＧＧＩ项目社会－文化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冯仕政。
记者：作为首个ＯＧＧＩ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理解社会－文化组项目的性质和意义？
冯仕政：北京奥运会申办以来已经并将继续对北京的社会－文化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奥运会的主办权很不容易，要想办得非常成功、并有力地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更不容易。北京奥申委在申办过程中提出了人文奥运的口号和思路，就是要把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办成一届有人文关怀、文化底蕴、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奥运会。为了实现人文奥运的构想，我们必须建立一套评估体系，随时监测奥运会对北京社会－文化领域正在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影响，为怎样举办人文奥运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并在奥运会之后科学地评估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了人文奥运的初衷。简单来说，本项目的主要任务就是描述、解释和预测北京奥运会对社会－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全面影响，时间跨度上是从申办开始直至奥运会结束后两年，也就是说，评估的时间段将从２０００年一直延续到２０１０年，其意义是开创性的，也为以后的ＯＧＧＩ项目起到了奠基和示范的作用。
记者：奥运会的社会－文化影响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该项目采用的是何种技术手段来评估奥运会对北京社会－文化的影响？
冯仕政：为了科学地评估奥运会的全面影响，国际奥委会委托国际体育科学与技术学院（ＡＩＳＴＳ）设计了一个包括１５９个指标的评估技术框架，其中关于社会－文化领域的指标共有６０个。具体到对北京奥运会做ＯＧＧＩ评估时，这些指标在适用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问题在社会－文化领域显得尤为突出，６０个社会－文化指标中有２７个在适用性或可获得性方面存在问题，指标体系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任务可以说是相当繁重的。经过与北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专家的长时间讨论，并吸收其他奥运举办城市伦敦、温哥华等的意见和建议，结合中国国情和北京市情，经过保留、修改、删除和增加等种种调整，最后确立了包括与奥运相关的立法、媒体注册、奥运站点浏览者、广播电视受众与播出时间、标识和吉祥物的认知度、媒体形象、艺术和建筑、志愿者、文化计划、文化场所、教育计划、文化遗产保护等共计６６个指标，通过测量奥运会举办前后这些指标的变化即可得出奥运会对北京社会－文化的总体影响。
记者：前面您提到社会－文化指标体系的中国化，那么具体进行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冯仕政：有这样几种情况：有些指标是我们国家所没有的，比如关于奥运会的全民公投，以及一些在西方比较有政治代表性的指标，比如游行示威的次数，在中国就显得很不切题。有一些指标虽然都有，但操作上有所差异，比如关于衡量人口健康的指标，西方会统计５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与我们国家衡量人口健康的方式是不一致的。关于体育人口参与率，西方统计的是体育俱乐部的注册会员，我们统计的是每周锻炼时间在１小时以上、强度在中等以上的体育人口。还有一些我们监控而西方不监控的指标，比如，国际奥委会的指标体系里面没有什么文化遗产方面的指标，我们则增加了文物古迹的改造和修缮、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和推广，等等。文化娱乐方面，国外针对商业性影院和剧院的票数、人数进行统计，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少年宫、文化宫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场所，在图书馆、博物馆的统计上，我们的工作也更加细化。在保持ＯＧＧＩ评估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比性的前提下，我们立足于中国国情和北京市情，提出新的概念框架，赋予每个指标以新的理论阐释，赋予指标之间新的理论联系。总的来看，改进之后的指标体系更加细致，研究工作也会更加深入，为以后ＯＧＧＩ社会－文化项目的实施开了一个好头。
记者：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社会－文化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具体开展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冯仕政：项目组通过对６６个社会－文化指标进行归并、打包，一共形成了６个子课题：北京奥运与中国体育发展研究，北京奥运与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研究、北京奥运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北京奥运与中国信息传媒业研究、北京奥运与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研究、北京奥运与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就围绕这６个子课题展开，采集相关的数据资料。实际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是多种多样的，数据采集的指标频次从时间上分为随时、每月、每季度、每半年、每年、每两年、奥运前后、奥运期间不等，数据来源也有多个渠道，有些是已经公布的年鉴数据和相关文件，有些是未公布的内部数据，需要到相关的部委办局去拿，还有一些既没有公开数据也没有内部数据的就只能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包括电话调查和入户调查，我们与统计学院的电话调查室、央视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和北京市统计局都有过这方面的合作。数据采集是项目的核心之一，同时也是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所碰到的一大难点，有些数据因为保密或其他原因难以获得，组织问卷调查的人力和财力投入都比较大，特别是入户调查确实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阻力。北京奥组委也召开了多次由人大课题组和北京市相关部委办局一起参加的研讨会，商议数据如何获得，如何建立联系，等等。
记者：奥运会筹办已经有７年时间了，它对北京的社会－文化具体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冯仕政：我们已经在２００５年９月和２００８年年初分别向北京奥组委提供了两份研究报告，再由北京奥组委提供给国际奥委会，在奥运结束之后还将有一份报告，从中可以看到奥运会对于北京的社会－文化影响是相当巨大的。报告从政治、信息、体育、文化、社会等子系统研究了奥运会对北京的影响。这些对中国的影响都是很深远的。比如，奥林匹克教育以及数字电视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的普及成效都非常显著，根据国际奥委会的指标，改善体育设施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诞生了“鸟巢”、“水立方”这样的艺术性建筑，此外，因为很多比赛场馆都设在大学里面，所以也就推动了很多大学体育场馆的更新换代，推进全民健身和健身设施进社区的工作也进行得相当成功。文化遗产方面的影响就更明显了，传统文化的多个方面都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说民间手工艺品等等。
记者：从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北京奥运会在社会－文化方面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冯仕政：有人曾拿韩国来做比较，说韩国办奥运会对它的经济促进有多大，要知道当时汉城占韩国人口的７０％，汉城发展了韩国就发展了，实际上和中国没有多少可比性，１９６４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也是这样。毕竟中国有这么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奥运会对北京之外的地区的辐射效应并不是很显著，中国办奥运会其实跟美国比较接近，奥运会的举办能推动北京的发展就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总的来说，奥运会还没有结束，ＯＧＧＩ社会－文化组的研究也还在进行之中，现阶段还不易作出全面的评价。
记者：这个项目汇集了大量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专家，其中的经验会不会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得到延伸和推广？
冯仕政：这是肯定的，这次研究工作所开发出来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分析工具也可以在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得到应用。比如，如何对重大社会活动、重大事件的影响进行系统评价，如何分析城市社会经济环境复合系统中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之间复杂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并形成城市管理决策的支持系统，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将长期受到决策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单就体育而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活动，非常频繁也非常引人注目，但是据我所知，关于体育的学术研究即体育社会学不但在国内，在美国也是很薄弱的，做学术研究的人往往对体育并不感兴趣，甚至存在一些误解，认为那是肌肉发达的人才从事的事情，有一些从事体育的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在专业性上面又稍显不足，我们这个项目的成功实施首先要能够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助于开展社会、文化和体育相关学术活动，让体育研究更加专业和深入。此外，由于这个项目是国际奥委会的一个常规性项目，参与其中的专家不仅有国内的，还有大量的国外专家，以此为纽带和平台，也可以推动中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