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增速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趋势，用文化产业提升“软实力”是先进地区的共同选择。奥运会的举办为文化产业的腾飞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成功的奥运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雅典的安全、顺利、精彩的事业型奥运会，一种是悉尼的文化经济型奥运会，两者的差异在于文化经济收益的程度。悉尼奥运会带来了一系列的教育、文化订单，雅典奥运会却有着连续5届奥运会以来相对严重的亏损。北京奥运会开幕在即，它在筹备阶段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奥运特有的对文化产业的拉动？它又将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后奥运经济时代？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
记者：北京奥运申办成功至今已经有７年，奥运带动下的文化经济取得了哪些成就？
沈望舒：文化经济研究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关注点就是商机”，谈文化经济要有世界眼光。北京奥运会筹备多年，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这一点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仅此还不够，还要强调情感市场，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使大家认知了你，认同了你，认购了你，我们既需要一个终端的消费者的认知、认同、认购，更需要世界各方资本的认知、认同、认购，一旦认购，就意味着文化经济取得了成功。文化经济，内容为王，要想被认购，必须拿出具体的东西，必须具有文化的显见性，不能像现在，文化都被虚拟化了，在文献里，在专家的嘴巴上，就是在现实中看不见。
奥运文化经济的发展可分为前奥运阶段、奥运举办阶段和后奥运阶段3部分，北京奥运会目前已经度过前奥运阶段，做得比较好的有每年一度的奥林匹克文化节，以及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和奥运特许经营商品等。最成功的就是一万多个奥运特许产品，覆盖了我国传统文化工艺中的许多类型，金银币、绸缎、木质品、竹制品、陶瓷，等等，品种、质量和收入都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纪念品和邮品的收入上肯定会创下新高，证明了我们有足够的设计能力、制作能力和营销能力。如果不看那些奥运标志，你会发现全是中华文化在那闪光，只是造型颜色有所不同而已，利用奥运会生成的奥运热点，把我们的文化变成系列化产品，这已取得了一些成功。
记者：奥运会举办期间，文化经济还会有哪些发展和表现？如何面对后奥运时代的文化经济？
沈望舒：奥运会举办期间是奥运经济的集中爆发期和展示期。随着赛事的开展，将会有超过１５０００名运动员、３５０００名以上的记者来到北京。有一半的记者更为关心的是城市、文化、民众以及社会生活，我们要利用奥运会展示亮点，彰显美好，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记者来宣传自己。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外国游客，因此应当及时把那些能感动自己也能感动别人的文化产品做出来，转化成为生产力，奥运举办时间极短，机会抓不住转瞬就会失去。
后奥运阶段是奥运文化经济的供应期和丰富期，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吸引物”和“供应物”。当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将近２００个国家对于你美丽的山河，对于你丰富的民俗，对于传统文化之外极具震撼力的现代文明成果拥有极大兴趣时，“吸引物”就产生了，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一个可持续的后奥运主题文化经济？当有效需求成规模出现时，你能不能提供一系列有效供应，即可以买到的文化消费和文化产品？希腊在奥运文化产业方面的失败就在于缺少后续的供应物。如果我们没有供应，新一轮的中国热也很快就过去了。相反，后奥运经济做得好的话几乎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后奥运经济最重要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很好的吸引物，比如焰火表演这样的活动，具有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收益。现在是远程营销的时代，很多人今生今世是来不了中国的，他们会说，我们能不能也享受一下你们所组织的焰火晚会？这就可以谈，可以派出专业团队提供专业服务，一炮打响，就会有一个一个的城市邀请你，就像四川自贡的灯会一样，常年都回不来。
记者：奥运会契机对北京文化产业有哪些拉动？
沈望舒：奥运对北京城市的文化拉动太大了，汇聚了全国资源，完成了整个北京市文化设施的更新换代，各种文化设施达到和超过发达国家水平。现代城市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人们享受到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奥运筹备前难以想象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也在奥运期间提出，人民群众的文化福利几年走过了几十年的路。奥运的拉动作用至关重要，１９６４年的日本，１９８８年的韩国，他们都有一批产品和文化迅速国际化，日本成为一个超级文化大国，料理、动漫画、流行歌曲等等，都是在七八十年代建立的。悉尼奥运会的成功，建立起多个团队，让他们的产品、企业、团队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让悉尼由世界的乡村变成世界的城市。
在国内来说，北京现在不只是文化政策发布中心，同时也是消费中心和文化产业主要供应商、集成商所在地。奥运契机让大量资源汇聚北京，所有的行业都很兴奋，北京成为世界文化中心的感觉越来越强，各国有什么文化动态，我们几乎都是实时的，跟进的速度非常快，没有滞后感，消化吸纳能力非常强，国外顶级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都来过了多次。比如说建筑文化，世界顶级的设计师都来了。
记者：奥运对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有哪些拉动？
沈望舒：德国有一名奥运经济专家曾经说过，奥运会的最大遗产不是那些奥运场馆，而是国家形象。经过３０年经济大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唯独弱在文化大国。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一定要借奥运走向世界，推出我们的形象和品牌，奥运是中华文化升级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契机，我们正在行进中，向世界文化的中心迈进了一大步。传播力决定影响力。我们其实是要借助奥运做一次文化传播，走向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极。
现在的核心就是，一定要有一次成功的奥运会，好多东西的带动力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一次国家形象的战役。火炬传递中地域、城市、国家的形象战略非常成功，有这么一个主题，把100多个国家和我们国家这么多的省市县集中表现出来，勾起了全球消费者的关注。从小众市场来看的话，如果有5万人瞄准了一个地区、一种商品，就是商机，如果我们打造了几万个这样的商机，那会吸引多少国外消费者？我国现在每年接待４０００万国际游客，其中北京４００万，如果能够将奥运会筹办经验推广开去，展示亮点，打造品牌，对于整个国家文化产业的拉动和国家形象的提升都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7年的奥运筹备期，奥运文化经济的实践留给我们哪些思考？
沈望舒：我们的文化企业单项能力都非常强，高端研发、文化创意、科技含量、营销渠道都处于先进行列，但是却缺乏相互支撑的能力，有文化能力的没有科技能力，有科技能力的不知道文化在哪里，既有科技能力又有文化能力的没有营销能力，缺少组织协调，每一项能力都是木桶的短板。相比之下，美国作为成熟的商品社会各行各业之间的互相支撑能力就太强大了。
目前我国做得比较好的奥运文化经济都处于国际奥委会的框架里面，像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奥运特许经营权，使用的是奥运标志，大部分收益都要分给国际奥运会，企业自己可以做的并不多，如何借助奥运契机并在国际奥委会的框架之外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这就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领导、组织、协调，即奥协委。一般而言，奥组委是为奥运赛事服务的，产业带动应该由奥协委来做，但是这次北京奥运会缺乏这样一个机构，因而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中国吸引”成熟的时候，尤其是随着奥运赛事的开展，“中国吸引”达到顶峰的时候，谁来制造“供应物”，做中国文化的供应商、服务商、集成商？在我看来要有3个基本条件：第一，有没有故事。我们常说自己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缺少一个对于中国文化的清晰描述，比如说，美国人搬出一箱可口可乐，就足以代表美国文化，而我们却没有一个公认的系列化内容。第二，能不能讲好故事。内容是故事，有了故事，还必须有讲好故事的能力，当今世界特别需要视觉化的东西，而且从个人的经验出发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跨越文化的文化服务尤其如此。第三，有没有路径。也就是说，必须掌握营销渠道，让别人能够接触和得到你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