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北京奥运”是天意更是人气。这个中国文化史的“第一次”成就了世界奥运史的“第一次”——第一次在主办国拥有了13亿“人气”。

    其实,中国一直是位列榜首的世界人口大国,按说是从来不乏“人气”的。但是,且不说1892年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复活后百多年都没有在意这个气场,甚至在2000年跨越“千禧”之际都让这个满怀“申奥”激情的气场与之失之交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2008北京奥运”是人气与天意的“和合”,是中国的人气和合了世界的气场,是古老的奥林匹克向往着充满朝气的中国。

    不同于许多年我们许多文化人存有的解不开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情感始终是十分复杂的。你想想,自1922年国际奥委会有了首位中国籍委员(王正廷)之后,对中国选手敞开赛场大门的“奥林匹克运动”在10年后的1932年(第10届)才迎来第一位、并且是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当这位有“中国第一飞人”之称的刘长春滞留在百米“短跑”预赛时,清醒的国人显然透过奥林匹克运动认识到“中国第一”与“世界前沿”的差距。

    当五星红旗首次升起在奥运赛场之时,距刘长春参赛又过了20年。新中国派出的40人代表团,由于国际敌对势力的蓄意刁难,居然又只有吴传玉一人参加了百米仰泳预赛。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2年(第15届)。联想到那时国际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制造“新月式”包围圈,你就能想到,这又一次“一个人的奥运”有着怎样的意义——那时的我们正在全方位寻求“突围”,许多年之后的“开放”在那时不啻是幻想和奢谈。

    是的,《奥林匹克宪章》早就声明其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这其实不正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我们改革开放近30年所努力追求奋斗的目标吗?!但是,新中国成立5年后才在国际奥委会获得合法席位,并且因为抗议这一组织在个别人操纵下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们又在仅4年后中断了与这一组织的关系。这其实说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盼念可以是个人情结的维系,而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期待却维系着民族尊严。

    中国再度回到国际奥委会大家庭,是又一个20年之后的1979年。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成果。从回归“国际奥委会”到承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的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的历程。我之所以说“2008北京奥运”是一个天意,在于它为我们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送来了一份厚礼——这份厚礼见证了从中国对世界开放到世界对中国开放再到开放的世界相聚于开放的中国……

    不管对“奥运”的理念有多少种解释,我以为它必定有一种“包容开放”的理念。正如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的何振梁先生所说:“奥林匹克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基于人文主义的考虑。因此,奥林匹克运动反对一切歧视,不管是种族的、宗教的、性别的、意识形态的还是政治制度的。它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提倡尊重人的尊严,提倡公平竞争……”这里所说的就是“包容开放”的理念,是开放中的包容也是包容着的开放,是不同文化形态在交流中的发展，也是不同文化精神在对话中的共建。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并引发人们对文化全球化的隐忧之时,“奥林匹克运动”的人文理念及其实践效果无疑向我们证明:是人性的本真和人类不断扩大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而全球化恰恰意味选择性的增加和文明多样性的发展。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的世界。尽管我们民族自古便崇尚和谐且尤为关注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上的社会和谐,但我们今日所向往的和谐已不是传统社会中原生性、自发性的和谐,这是实现着“新型现代性”转型的社会和谐——在和谐中,人类的自我发展更快更高更强;在和谐中,人类追求着友谊、卓越和尊重。这和谐包含着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包含着安定有序竞争活力,这和谐包含着共同富裕共谋发展,这和谐当然也正是开放奥运的文化梦想——是我们追求这一文化梦想的“人气”感动了“天意”,因此我们有了“2008北京奥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