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本来叫赵辛生，后来更名纯粹是盲打误撞，那是在１９４７年剧宣二队要来北京了，我们当时都需要一个身份证，正好有一个姓“赵”，名“寻”的身份证，我一看，和我一个姓，于是后来就一直沿用这个身份证的名字，赵寻，赵寻，谐音就是“找寻”，找寻什么呢？我想是找寻真理吧！年轻后生没有经历过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或许并不能深刻体会到我们为什么对我们的党有如此之深之浓的感情，应该说我的人生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当我们１８岁背着个小包袱离家时，头脑里想的就是准备到前线去牺牲！
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最让我怀念的是从事抗敌演剧宣传的那段经历，正是那段生涯坚定了我“一生跟党走”的信念。
“拓荒剧社”是我最早的革命摇篮
远在抗战之前，有一支队伍出现在我的家乡武汉的话剧界，它是以民众团体的姿态存在的，在话剧的启蒙运动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名字叫“拓荒剧社”，我加入的时候仅仅１７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武昌文华中学读书，那是所教会学校，老师多用英文授课，教学氛围和师资力量都很强，我在那里算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的武汉可以说国、共两党的各方面代表人物都云集于此，武汉是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特别是“八·一三”全面抗战以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各大、中学校的宣传团体非常活跃。原来的“拓荒剧社”成立于汉口，它是１９３５年由光未然、刘露等同志发起成立的，后来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中，人员化整为零，在学生救亡演剧中开展活动。我们这些高中生在课堂里再也坐不住了，要求加入抗战的潮流中去。“拓荒”是要到边远的北方去开拓荒野，如今抗战了，不能只在武汉活动，走向何方？当时剧社的大多数同志都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这是大家向往已久的革命中心，想到那里去学习，然后到前线或敌后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第一步向哪里迈非常关键。首先要有个“官方”认可的名义才好公开活动。经过多方努力，最后由光未然在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弄到了“剧协演剧一队”的名义，后来听说被“剧协”某官方负责人以剧社没有知名人士为由，把“一”队勾成“七”队，我们只好被叫做“剧协演剧七队”，其实那时并没有成立其它的演剧队。出发之前的除夕之夜，“七队”开了一个联欢会，同志们的兴致都很高，有激情的讲话，有即兴的演唱，打破陈规陋习，表现出对抗战的高涨热情。出发前，集中考虑的就是去向问题，“七队”的成员来自武汉、沪、宁、平、津，四面八方，经过讨论，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到农村去，先到鄂北一带去宣传。”决定宣布后，全体同志集中到一起，所有人带来的钱财充公，队上管吃、住、行，同志们穿的衣服都是不分彼此。我是拿着上学的学费与剧社一起出发的，当时热血沸腾，就是要上前线去。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我们从武昌渡江，在江汉关门前集中，照了个纪念照片，当时全队共２５人。
“抗演三队”在血雨腥风中前行
一路走一路演，我们的节目让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更高了，这是让我们最为兴奋的事情。记得我们在农村的土台子上演出，按照惯例是先唱几首最拿手的歌子，一个《大刀进行曲》就把台下观众的精神提起来了，于是一个接一个地把新老剧目通通演完，经常是汽灯的油也烧干了，点起火把，我们继续加演，一直演到半夜，观众们情绪越来越热烈，简直有点欲罢不能了。在客观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尽力做了很多工作，同时有了党小组，学习和政治思想工作有专人负责，学习已经经常化；内部很团结，有战斗力；在戏剧和音乐上积累了两三个晚会的节目；几个月来更是养成了能适应各种困难环境的本事，能够吃苦耐劳担重任，大家都充满信心。洪深对我们的工作精神也很感动，在改编演剧队时，他和光未然一起提名，要调“七队”回汉口改编成政治部三厅领导的抗敌演剧队。当时成员们有的想上山打游击，有的要离队去延安，党组织在统一思想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后决定：回武汉去。应当说这支在抗日救亡旗帜下集合起来的青年队伍（平均年龄不足２５岁），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并有党的直接领导，青春的活力就像泉涌一样喷射而出。
“七队”是在“七·七”抗战周年前夕回到武汉的，当时很多城市相继失守，日军向武汉外围逼近，抗战形势非常紧张。“七队”虽经长途跋涉刚由鄂北返回武汉，仍积极投入到宣传活动中。“七队”改编后序列为第三队，请求到西北前线去。从此，“剧协演剧七队”改名为“抗演三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战演剧队第三队）。我们那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想要到延安去。当时西北战场急需我们去工作。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我们斗志昂扬地告别武汉，当时唱着《团体是我们的母亲》，在这里所说的母亲，大家都心领神会是指党。
战斗的歌声与爱情
在去延安的路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光未然在途中写出《黄河大合唱》。我们这群青年，大多是初次来到黄河岸边，面对壶口大瀑布被激浪声所震撼，我们的木船在巨浪中就像一叶扁舟颠簸起伏。掌舵的老船工高呼起号子，全体船工齐声响应，像战斗号令一样，我们与他们同呼吸，共紧张，应当说这样的经历是我们在大城市中生长的青年们从未感觉过的，仿佛经历了一次意志的锻炼，至今我都印象深刻。而光未然更是以他诗人的敏感写下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这样壮丽的诗篇。后来光未然在延安与冼星海老友重逢，两人合作，完成了“中国第一部新形式的大合唱”，１９３９年４月１３日，我们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也震动了延安文艺界，被普遍认为是抗战以来最好的歌曲，不论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由“拓荒剧社”到“剧协演出七队”，再到“抗演三队”，没想到我与光未然不仅是战友，最后还成为了亲戚。光未然的妹妹兰光成为了我的夫人，我们之间没有热恋的阶段，而是真正的出生入死、共同患难，这不仅仅是情意相投的问题，而是更深的感情。我们快要离开武汉前往西北的时候，光未然那时是我们队的特派员，鼓励兰光也加入我们的队伍，我当时是抗演三队的副队长，新来的同志我们都要面对面了解情况，我和她谈过一次话，记得那时她很有个性，也很骄傲，她回去后问光未然说，这个赵先生是什么人，他来拷问我？最初她对我的印象并不好。但是后来我们怎么结了婚呢？兰光加入队伍后，我们一路同行，最大的转折是我们到山西后，阎锡山为了和日军妥协、投降，清除异己，把汉奸的罪名枉加在坚持抗战的剧宣二队身上。我、兰光等１３位同志被特务队的“真理辨证处”扣押，１３人被分别关押在三孔窑洞里，我被叫去受审，让我交待关系，面对威胁、欺诈还有受刑三次我都没有屈服，我写下了“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若问因何故？罪名莫须有”。我被审问后，兰光又被提去审问，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后来１３个人分批被放出来，我是最后一个。兰光认为我看起来貌不惊人，但是却有惊人的意志力，对我有了好感，一出监狱我们两个人就好上了，１９４７年我们在北京的西总部胡同举行了婚礼。兰光后来曾担任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院长，自己也搞创作，她编剧的《最后一幕》曾在上世纪８０年代连演２００多场，我认为她是个很聪慧很有才的女子。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５日她因癌症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至今头脑里都经常会想起我们年轻时一起走过的许多地方、经历的许多事。（本网记者张悦根据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