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作为一名有７０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为十七大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回想与党同行的７０载的历程，我感慨万千，当初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战斗和生活的经历仍历历在目。

    上世纪３０年代初，我在上海的中国国货公司做一名小职员。在国货公司，我认识了一群爱国青年，我们志趣相投，阅读进步小说，共同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与这家公司在同一栋大楼里，有一个职业青年群众社团“蚁社”，主要领导人则是“爱国七君子”之一沙千里。这种天然的便利，为我日后走上艺术之路提供了基础。后来，我经同事的介绍参加了“蚁社”。“蚁社”设有图书馆、剧团，经常组织活动，以各种形式宣传进步思想。许多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同志参与到“蚁社”的具体工作中来，于是，１９３５年我经何家槐、周钢鸣的介绍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

    加入“左联”后，我在油印小组工作，并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创作过几篇小说，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作家。我的兴趣在于音乐，我在“蚁社”成立的歌咏队里负责教歌，并阅读了一些音乐基本理论的书籍和音乐普及读物。由于我对音乐的热爱，后来就经人介绍认识了剧联的吕骥同志，并成为“业余合唱团”的一员。“业余合唱团”向群众教授演唱一些进步歌曲和苏联歌曲，它的宗旨在于，“用歌咏作为组织群众走向革命的武器”，它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推动群众救亡歌咏运动，一方面培养从事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骨干和创作力量。所以，“业余合唱团”培养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又到社会中去领导群众歌咏运动，影响所及，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可以说是救亡歌咏运动的中心。在轰轰烈烈的歌咏运动中，我体会到群众爱国救亡的情绪，我的音乐素养也在积累，大家熟知的《救亡进行曲》就在此时诞生，成为救亡歌咏运动新的力量源泉。“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知有多少爱国志士唱着这首《救亡进行曲》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我也为自己能为抗战做出贡献而高兴和自豪。１９３７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党组织在周恩来的批准下，组建了一个战地服务队到在上海作战的第八集团军中去工作。第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张发奎在北伐时曾在叶挺第四军工作，战地服务队实际上是他通过郭沫若邀请文化界人士到部队做抗日宣传工作而达成的一种组织形式，战地服务队的队长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钱亦石。我参加了这一组织，跟随战地服务队辗转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用宣传标语、宣传画、演戏、歌咏等方式开展宣传动员活动。在这一时期，我创作了《战地服务队队歌》、《春耕歌》、《火海中的孤军》、《反侵略歌》、《自卫队歌》等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歌曲。

    抗战胜利之后，我来到昆明，在新中国剧社担任合唱指挥，并发起组织“昆明歌咏团体联谊会”，将歌咏运动在昆明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一二·一”惨案之后，我创作了歌曲《我们反对这个》（“这个”是指内战）和《民主是哪样》等歌曲反对内战和独裁，争取民主与和平。后来，因为这些作品触怒了国民党政府，我的名字进入了黑名单，于是只好离开昆明，去广州继续革命工作。

    １９４６年，我在广州与黄力丁、吉联抗创办了《新音乐》月刊（华南版）。该刊第二期就被国民党没收，吉联抗就将其转移至香港继续出版发行。我则转赴上海，继续音乐活动，担任《时代日报》（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办的中文报纸）副刊《新音乐》的主编。

    这一时期，我与李凌共同主持创办了中华音乐学院。因为每到星期天才会有集体上课的机会，所以这一学院又称为“星期音乐院”。后来我又被特务盯梢，于是离开上海，在徐迟的邀请下，去南浔中学教授音乐，直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自１９５０年开始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艺术局工作，参与创刊了《歌曲》月刊。１９５４年，我参与音乐出版社（今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建立，并历任该社的总编辑、社长等职，我还长期担任《人民音乐》的副主编、主编。解放后，我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领导音协的活动中，自１９５３年至今，我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书记处常务书记、副主席、分党组副书记、分党组书记、中国文联党组成员等职，为繁荣社会主义音乐文化事业我愿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自己：“我始终是在党的指引、领导、教育下，坚持当音乐战线的一名小兵”，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尽管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认为我奉行的创作方向是正确的，毋庸置疑”。现在，我虽年逾九十，但在十七大到来之际，我依然要说，我愿意继续在党的指引下，在正确的道路上尽到一个文艺小兵应尽的责任。（本网实习记者高峰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