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七十而知天命之说，人到８０多岁，过去与现在常常相连，我对很多事情有所悟，我坚信一个人、一个社会，理想与信念是十分重要的。

    １９３８年，我参加了革命，那年我１４岁，受到身边亲戚的影响，偷偷从家里跑了出去，抱着抗日的单纯想法，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战话剧社，并在其中接受革命教育。我唱的第一支歌就是《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唱得泪流满面。当时剧社到各种部队教歌，也到国民党部队那里教歌。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现在我与当年的一些老战友一起唱“向前走，莫回头”时，大家还常常泪流满面。

    那时读了很多书，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认真读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就能背，人生观世界观很快有所改变，１９４１年，我入了党。

    后来我想去上抗大，抗大嫌我年龄小，不让我去，我急得到胶东组织部去争取，他们说那你就去吧。从胶东到抗大鲁南第一分校，走了一个多月，鞋都走破了。一年以后毕业，很多人都留下了，我坚持回去。抗大对我的鉴定说我是文艺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分配到了胶东孩子剧团，做编导演。我先到工作团去锻炼，到处都是鬼子和伪军，不少同志都牺牲了。我很多篇文章都是写这些事的。后来我到胶东文协编杂志。

    我们那一代人受苏联革命文学的影响比较大，也感受到进步电影的力量。那些作品简直都是史诗，现在回想起来仍栩栩如生。还有国内茅盾、丁玲等的小说对我也影响很深，文艺的力量对一个人信念的树立特别重要。当时我们经常面对大海背诵《海燕》中的名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都翻烂了，保尔·柯察金那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当时那一代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段话都变成了我们人生的座右铭。那些英雄人物至今还活跃在我的脑海中。现在我还给孩子们买《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看。文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所以我后来也走上了文艺的道路。理想越来越清晰，信念越来越坚定。我们那一代人，牺牲很大，比如我的老伴江波家里，在马石山惨案中就同时死了两人，很残酷。我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还抱着一定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信念。我至今认为“社会主义”是人们追求的一个伟大的理想。

    我在胶东主要是编杂志，《胶东大众》、《胶东文艺》，这些都是在硝烟中编的，炮火常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炸响，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我们在战火中抱着随时牺牲的信念，岁月在战火中度过，我们编的刊物当时都发到了军中指战员手里。过去走过的这一段路，很艰苦，但我无怨无悔。

    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又在作协、文联从事工作，作为一个党员，按自己的水平和力量做一些普通工作。虽然在今天看来没有做出什么业绩，但也无怨无悔。现在还抱着那些理想和信念。否则，这么大年龄，人活着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要忘记，没有共产党，没有许多人的流血牺牲，我们怎么能有新中国？如果国家不独立，我们就还在黑暗中。年轻人虽没有经历过那一段历史，但不要忘记历史。我到现在还提笔写文，怀念朋友，就是不想忘记历史。

    现在这个社会是文化多元、价值多元，但有一点必须坚持，就是不能忘记过去。现在拜金主义甚嚣尘上，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仅有名利怎行。人还需要一点精神、理想。失去理想、信念的人和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人和社会。今天那么多的人只讲吃讲住，甚至为了钱而堕落、深陷囹圄。一些年轻人到我这里来，说他们只住了几十平米的房子，没有车，觉得自己很可怜。我跟他们讲什么才是可怜，有的人不理解，说我老思想、乌托邦。

    贫富差距、贪污腐败也常常令我们忧心忡忡，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达到共同富裕，这些问题如果不很好地解决，会危及到我们党的执政，我也对这次党代会寄予期望。

    我老了，经常思考一些问题，我们所追求的是不是都是乌托邦？不是，美好的理想是能够实现的。当然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均衡的，但从华西村等地方的现实，可以说明我们的理想不是乌托邦。理想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我永远不认为我们那一代人追求的都是乌托邦，到现在也很珍惜我们那一代人的奋斗。

    我们要继续发挥文艺的作用和力量，要有激发人信念的好作品。今天为何还把许多红色经典搬上荧屏银幕，为何大家百看不厌？那些老歌到现在唱起来都令人鼓舞，就是因为写了那一代的英雄人物，表达着一代人的理想和信念。但今天电视、电影里充斥着太多令人反感、影响不好的东西。文艺应该永远承载着我们的希望，给人类带来美好的影响。（本网记者冉茂金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