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创新始终是一个很强大的压力和挑战。新时期我们的文学创作有两个主线,一方面是在意识形态思想热点的语境当中去写作,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寻求创新性的主线。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黄子平有一句话,说当代文学被创新这条狗追得满街跑,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出现了被称为“85新潮”的寻根派、现代派的创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创新的可能性。随后我们又在莫言、马原、残雪的作品中看到了文学创作在努力回到文本自身,他们创作了一些和当时一些热点无关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文学向内转”。这些都是寻求创新的一个路径。这个路径一直到先锋派文学的出现,我们才发现所谓的创新,实际上是一直在寻求文体的革命。那个时期的作家努力在纯文学的意义上回到文学自身,希望能够和西方现代主义对话。从创新的意义上来说,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一直处在现代派的压力下。一方面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在现实主义比较传统的、比较习惯和熟悉的模式中。这个时候就有一批作家开始了寻求纯粹艺术上的创造性,这是一种能够和现代派接轨、和世界文学的当代潮流接轨的创新诉求。

    但实际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对创新性的诉求不是那么高了,文学创作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焦虑。作家们发现,市场有巨大的机遇、巨大的可能,同时市场是和经济利益与社会声誉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写一部作品只要能在政治上获得巨大的肯定就可以了,但现在发现市场和社会都成了很重要的因素。作家面对市场的时候,想的是怎样削减文学的艺术性去适应市场、适应大众,认为大众的阅读就是要图舒服,要简单。受电影和电视剧的影响,很多畅销书都削减或放低了文学创作自身的水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像贾平凹、陈忠实、王安忆等创作的纯文学作品,包括一些如余华、苏童、莫言的作品,其实都拥有很好的市场。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对创新有了新理解,作家开始意识到还是要写个人有独创性的、有力度的作品。这种作品毫无疑问包含多种元素,一方面是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有力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对过去艺术的挑战和超越,同时又是对当前艺术高度的挑战。21世纪中国很多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写得很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准。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把创新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指出一方面要继承传统,另一方面要创新,只有创新的继承才是有意义的继承。我觉得这是抓住了要点,文学艺术说到底是要创新的。在当今这样一个市场化的时代,传媒如此发达,信息量如此之大,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文学艺术发展到今天,所累积的艺术水准非常高,想要有所超越难度非常大。面对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大师,后人一方面要继承,学习他们的艺术经验;另一方面又要有所超越,表达自己的创新性。难度的确很大。我们一方面应该对创新采取尊重和珍惜的态度,另外也要看到创新的难度。在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压力下,作家辛辛苦苦、认真诚恳地写出他的作品,本身就包含对时代的一种理解、对人类艺术经验的把握和继承。

    当代作家面对创新还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作家阅读不够,知识面、思想力度、对理论的把握都不够深,这成为他们创新的瓶颈。西方好的作家,特别是现代主义以后的大师,他们的知识面非常广,都有着丰厚的文学史、思想史和艺术史的支撑。中国作家这方面的基础比较弱,对新知识、新理论的反应比较淡漠,这一点限制了他们的写作。国外一些很畅销的作品其实也是对当代思想理论的回应。《达芬奇密码》就是对西方的一种宗教传统包括后现代神学思想的回应;《哈利·波特》看上去是魔幻的,但包含了一种民族国家的历史在里边,渗透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因此,当代作家要创新,不仅仅是面对文学,而且是面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创新,是对当代最新的思想的回应。

    我们现在正处于非常好的时机,有很多问题需要作家去面对。同时,作家的艺术经验到今天也得到了很大丰富,作家更加成熟,能够从容地写作,理论批评也有了充分积累。今天的作家应该会有很好的作为。(陈晓明为作代会代表，本网记者金涛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