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舞蹈工作者,新中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先是在北京舞蹈学院担任教学工作,后来调进了中国歌剧舞剧院当主要演员,先后表演了舞剧《鱼美人》、《红旗》、《白毛女》、《文成公主》、《红楼梦》、《牡丹亭》、《繁漪》、《霸王别姬》等作品,还在芬兰一举拿了4个金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美学家王朝闻在讲美学的时候,用《鱼美人》中我演的一个反角举例,提到其中的手舞,他说:“这就是一个化成美女的毒蛇,但是美啊。”是讲美学,反角的美学。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就参加文代会了,所以印象很深。“文革”期间,文艺界是比较萧条的,因为是在特殊的时期,有许多禁锢,我也下地干了3年活,关过单间,挨了批斗,受到了冲击。在四次文代会前,在它酝酿的时候,我们这些艺术家的心一直在活跃着,蕴蓄着,就像地里的萌芽,等待着唤醒大地的第一声春雷。邓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使我们感觉好像天地一下子开阔了,能够自由创作了,大家在会上讨论,你一言我一语,虽然都很零散,但那个激动啊,许多被压抑的、一直在酝酿中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四次文代会后,也就是1980年,我举办了自己的个人舞蹈专场晚会,可以说,这在国内还是首次。为什么我会想要去办这个晚会呢?相对于其他的艺术门类,像音乐里有钢琴独奏专场,美术里有个人画展,惟独舞蹈,在国内还没有这样的专场。我想,为什么不能办一个舞蹈的专场呢?应该说,这其中有我对比其他艺术门类得到的一些想法,但最重要的是,四次文代会给我们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政策保障,创造了很好的解放思想的氛围,因此敢去想,也敢去做。此后,在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舞蹈艺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如果说四次文代会给文艺界带来的是拨云见日和创作自由的激动,那么可以说,后来的几次文代会大家是充满着不断探索的使命感的。因为在迎来舞蹈艺术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渐渐显现了出来。改革开放后,有的人浮躁了,在艺术上的要求不那么严格了,诸如此类的,在文代会上,我们就去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探索新的思路。经文化部批准,我成立了陈爱莲艺术团,自己担任艺术总监和团长,后来又成立了陈爱莲舞蹈学校,我想这大约算是一种探索吧。

    第八次文代会即将开始,还有非常重要的使命需要完成,但我觉得这对我真是一种光荣。而且我相信,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这次文代会一定能够成为一次团结、和谐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本网记者郑荣健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