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接到参加本次全国文代会的通知时,我的学生们就问我:“老师!您参加过几次全国文代会了?”我说:“这以前已经三次了!”又问:“您哪一次印象最深?”我说:“都印象深刻,但是最为深刻的就1979年10月末到11月初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那个北京的深秋,正是香山满山红叶的最美时节。当时我刚刚结束了长达22年的“右派改造”灾难,回到民间文艺教学岗位,就接到通知,让我到北京报到,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报到那天原想着和久别重逢的几位来自内蒙、天津、武汉、兰州的民间文艺界朋友相约去看红叶,但是,当我们拿到大会材料的时候,立即对那些材料不忍释手。尤其是那厚厚的大会代表名单,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几乎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细细地查找近20年来生死两茫茫的文艺界老前辈、老朋友的踪迹,多次透过泪花看到了一个个“生前好友”熟悉的名字,才感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欢悦。

    10月30日清早,代表们都兴奋地赶早来到人民大会堂门前,相互寻找着失散多年的难兄难弟或离散姐妹!在大会堂前厅里,各民族的文艺界兄弟姐妹们不断地相互呼唤着,诉说着,相拥而泣,悲喜交集!直到会场上传来了响亮的入场铃声,前厅里的成百上千的人群,依然不忍离去!人们相互凝望着彼此挂满泪花的笑脸,抚慰着刻满伤痕的心灵,彼此称呼着“出土文物”、“生前友好”,计算着死过去的次数,慨叹着侥幸活过来的幸运!

    大会终于开始了!三千多代表眼望着主席台上的一批老作家、老艺术家,巴金、冰心、夏衍、曹禺、丁玲、艾青……满台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天上午最动人心弦的是聆听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艺工作者所作的《祝词》。他激情满怀地鼓舞全体文艺工作者,积极投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团结一致,做出更大的贡献。他的重要讲话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指明新文艺方向的里程碑意义。在我们参加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的今天,认真回忆第四次文代会的划时代意义,应该看到它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依然具有强大的推动力量!本次大会无疑是又一次新长征中的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