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所以能在两千多年来不断得到传承和延续，其所承载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增广，到近世发展为一个重要的、富有活力的民族和国家节日，自有其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在当今之世，以全民族广泛认同的慎终追远、亲和自然、民族和睦、国家认同等丰富深厚文化内涵而得以传承和延续的清明节，能够在国家的层面上被认定，不仅体现了清明盛世下对全民族认同的民族文化（符号）的尊重和重视，而且表明了在世界文化多样化语境下对中华文化传统和理念的坚守和发扬。我们今天过清明节，要多方面地发掘其深藏着的和遮蔽着的那些文化意蕴。天候和物候就是清明节固有的两个常常被遗忘或忽略的文化意蕴。

    对天气和物候的观察与适应，是原始农业起源时期最重要的认知手段和历法特点。古人从天候和物候这两个纬度来观察和定位清明，而且汉代以前和以后清明的标志性天候和物候发生过变化，是清明作为节气和节日的两个重要文化表征。

    节气的确立，原是以“斗”的指向（天候）为基准的，而节气的名称之改（前后排位调换），应该牵涉到对“斗”的方位的认知的变换。《孝经纬》：“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淮南子·天文训》：“（春分后）加十五日指乙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总之，清明的天候都是“斗指乙”。然宋代《太平御览·时序部》曰：“三月之节，日在娄，（清明为三月之节也）昏柳中，晓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沽洗。”清明的天候，却不是“斗指乙”，而是“斗建辰位”了，而“斗指辰”在《孝经纬》中是谷雨的物候，时间也在清明后十五日。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我国历史上不同朝代曾采用不同的历法有关。如周历以含冬至之月为正月，殷历以此后一月为正月，夏历以此后二月为正月；而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正月（岁首）各不相同。

    《逸周书·时训解》说：“谷雨之日，桐始华。又五日，田鼠化为?摇。又五日，虹始见。桐不华，岁有大寒。田鼠不化?摇，若国贪残。虹不见，妇人苞乱。清明之日，萍始生……”根据《逸周书》的这个记载，清明的物候应是“萍始生”。《礼记·月令》只有立春、雨水、立夏、小暑、立秋、立冬、白露等七个与帝王行事有关节气的记载，没有出现完整的二十四节气的记载。有一年（岁）四季，春季又分孟春、仲春、季春三个节段，在讲到“季春之月”时云：“桐始华，田鼠化为（■）［■］，虹始见，萍始生。”清蒋廷锡重辑《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岁功典》第三十九卷所记之“清明”物候，沿用了“清明之日桐始华”的说法。清代张英等编修的《渊鉴类函·岁时部》中“清明”物候，也沿用了“清明之日桐始（开）华”。“桐始华”作为清明节的物候，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唐代是寒食节与清明节逐渐融合、清明节作为独立节日在民间生活中地位日渐突出的时期。在一些文献和诗歌中，翠柳或花柳业已取“桐始华”而代之，成为清明的物候。清季以降，戴柳、插柳成为普遍的习俗。“不闻百五禁橱烟，烧笋烹鱼例荐先；明日山塘看赛会，几家新柳插门前。”（清蔡铁耕《清明节诗》）青年女子还争相在头上戴柳球，俗谚说：“清明不戴杨柳，红颜变成皓首。”

    “柳”所以演变而为清明的物候，我以为，一是阳春三月正是柳树抽芽或扬花的时节，是一种与时序紧密相联的自然现象，生气勃勃，是春天的象征；二是有可能是古代的“更火”习俗，或“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枳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邹子》）的五行理念和由此推衍的“唐朝于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也”（《岁时记》）的信仰习俗的余绪。按照五行的理念，榆柳青色，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取火，而清明节正是春天的一个节点。

    （刘锡诚，中国文联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