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商业电影的先锋人物，也曾凭借艺术片《二嫫》获得洛迦诺国际电影节4项大奖；他曾执导过古装大片《秦颂》，也曾因为《乱世英雄吕不韦》《天龙八部》等作品在电视剧行业中闻名遐迩。在阔别影坛12年之后，他再度归来，并为观众献上了一部展现人性之美的电影《百合》。他，就是导演周晓文。

导演周晓文（左）在拍摄现场

    拍《百合》是为了展现人性之美

    打工少女百合怀孕后，男友突然失踪，她选择生下孩子，并在女作家刘楠的帮助下，开始勇敢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苦难。《百合》是一部简单而纯粹的电影，却时时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在导演周晓文看来，电影一定要表现人性，而且要表现美好的人性。“我虽然要在《百合》中描述一个命运坎坷的人物，讲述一段残酷的故事，但我更希望观众能通过观看这部电影，体味到一些高尚而可贵的东西。”周晓文说。

    在周晓文看来，自己的创作准则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只拍有感而发的电影。2007年，他无意间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未婚妈妈的报道，年少的打工妹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从高楼上抛下，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在瞬间消逝。一阵痛楚感顿时涌上周晓文的心头，他随即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于是，周晓文开始通过各种途径继续搜索类似的报道，最后他发现，有关少女妈妈、未婚妈妈的新闻报道多得超乎自己的想象。将许多不同性格、不同遭遇的未婚妈妈的形象汇聚在一起，百合这个人物也就渐渐清晰了起来。“百合身上有很多个未婚妈妈的影子，但我尽量让百合展示出她们善良的一面。”周晓文说。

    于是，影片中的百合成为了美好的化身。被男友抛弃只能独自产子、孩子险些被人贩子拐走、孩子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却没钱医治……她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磨难，却从没有发出过哪怕一句抱怨，而是选择坚强地面对困境。“一个美好的女孩遭遇了这么多不美好的现实，才更能反衬出她高贵的品质，这样的作品无疑更能打动观众。”周晓文说。

    如果说百合这个人物或多或少地寄托了导演周晓文对于美好的理想，那么影片的另一个主人公，吕丽萍饰演的女作家刘楠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周晓文自己的“化身”。刘楠对未婚妈妈百合的关注，最早始于一种猎奇的心理。然而，随着与百合接触的日益频繁，刘楠的这种猎奇心理却逐渐转变成了关爱之情，最后甚至对百合的境遇产生了感同身受的体味。“不可否认，在创作之初，我的确对未婚妈妈这一人群有某种好奇感。”周晓文说，“但对她们了解得越多，我就越觉得，应该尽自己所能去关心她们，更应该呼吁整个社会去关爱她们。”

    周晓文特别强调，这种关爱应当是“平视”的，所有人都需要平等地相互理解、相互关怀。“我们不应该采取‘俯视’的态度，以一种‘拯救者’的姿态去帮助那些未婚妈妈。要知道，比起我们的帮助，她们更需要的是一种‘平视’的尊重。”

    任何电影都不应回避现实

    作为上世纪80年代商业电影的排头兵，周晓文深谙中国电影市场之道。他很清楚，一部反映未婚妈妈这一“弱势群体”的低成本电影，在当下票房至上的市场中很难分到一杯羹。然而，周晓文并没有选择通过制造卖点或者话题的方式营销《百合》这部影片，相反的，《百合》最终排期在3月8日上映，周晓文希望能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带给观众一份真实的感动。周晓文的信心源自于《百合》真诚的创作态度。“作为一名电影工作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通过真诚的电影反映老百姓真实的生活。”周晓文说。虽然涉猎题材广泛，但周晓文的电影从没有回避过现实，即便是上世纪80年代那两部让他声名鹊起的商业片《最后的疯狂》和《疯狂的代价》，也丝毫没有架空现实、胡编乱造的感觉。“讲述一段过去的故事，或者将现代的故事置换到历史中去，远没有拍摄一部直面现实的电影难度大。”周晓文说，“因为我自己就生活在现实当中，现实带给我的冲击无疑是最强烈的，生活中的那些普通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也最容易让我产生共鸣。”

    当下商业气息日渐浓重的中国电影界，越来越缺少现实主义佳作，这让周晓文产生了丝丝隐忧。“现在的中国电影从技术层面上看，毫无疑问是在逐年提高；但从创作趣味和人文关怀的角度看，却在逐年下降。电影制作者追求高票房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影片的社会学意义。”周晓文说，“优秀的现实题材电影是距离观众最近的，影片中展现的生活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如果连这样的电影都没有了，我们的创作就会失去根基、丧失灵魂。”

    周晓文坦言，时下一些粗制滥造、以低俗为卖点的电影十分不利于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那些审美水平低俗的影片，会在无形中导致观众观影情趣的不断下降；反过来，观众观影情趣的低俗化又会催生更多低俗电影的产生。”周晓文指出，“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必定是那些格调高雅的影片会因为无人喝彩而不断减产。这绝对值得我们警思。”

    中低成本影片需要自己的放映渠道

    虽然从年龄阶段上看，周晓文和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第五代”导演属于“一拨人”，但由于不尽相同的电影观念，周晓文常常会被划分到“后五代”的导演群中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陈凯歌和田壮壮还在拍摄观众寥寥的《孩子王》和《盗马贼》的时候，周晓文就已经在拍摄卖座的商业电影了。而早在1996年，那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古装大片《秦颂》，就汇聚了姜文和葛优两大影星，一如去年火爆的《让子弹飞》。然而十几年后，周晓文这位曾经的商业电影先行者，却将关注点转移到了中低成本影片上。

    “我们现在不缺少卖座的商业电影，但很多真诚的中低成本电影却很难与观众见面。”周晓文说，“只要看看每家影院都在放映的近乎相同的几部商业片，你就会明白，那些中低成本影片的生存有多么困难。其实优秀的中低成本影片还是有观众的，只是由于商业电影的挤压，它们很难寻觅到合适的放映平台。”

    周晓文很清楚，在当下细分程度远远不够的中国电影市场，要求一些影院像欧美国家那样专门放映中低成本电影是不现实的。但他认为，国家有能力为中低成本电影开辟一条全新的放映渠道。“国家可以给某些影院提供一些补贴，让这些影院开辟出一些比较小的放映厅，专门放映优秀的中低成本电影。”周晓文说，“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可以设立一个奖项，只要获得这个奖项的中低成本影片，都有资格通过上述渠道进入影院的小放映厅公映。如此一来，那些优秀的中低成本影片就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放映平台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电影健康有序的长远发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