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朝时期是完成书法艺术大变革的辉煌时期。此时，书法艺术达到了成熟，楷、行、草书已经形成独立的体势，成为通行的书体，形成了中国古代书法发展的又一个高峰。
两晋时期，楷、行、草3种书体已经普遍应用，善书者大多见长一两种体势。王羲之兼善三体，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正如王僧虔所称道的那样：王洽与王羲之“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王羲之正是“俱变古形”，摒弃了以往楷书中的隶意笔法，使笔法趋向简化明快，将楷书的横张之势变为结体匀整、势如列阵，从而为楷书的书写确立了新的笔法规则和形态样式；王羲之行书具有生动的欹侧之势，从而完美地反映出行书所具有的法度和秩序。晋人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呈现出平和自然、含蓄委婉、刚柔相济、尽善尽美的境界，成为“中和”之美的典范。后人用“韵”字概括晋人书法的风貌，以别于唐之“法”、宋之“意”、元明之“态”，是非常恰当的。所谓晋人之“韵”便主要表现为一种平和自然、含蓄蕴藉、刚柔相济、骨肉丰润的“中和”之美。它既不锋芒毕露、剑拔弩张，又不软弱松散、俗媚无力；既非“筋书”，又非“墨猪”，各种形式美的因素和谐统一，给人以平和舒畅的审美感受。鲁迅先生评东晋文风时说：“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这种“平和”表现在陶渊明的诗中，也表现在王羲之的书法中。孙过庭在《书谱》中说，王书“志气平和，不激不厉”，李嗣真指出：“同夫披云睹日，芙蓉出水”，“如清风出神，明月人怀”，都表现出尽善尽美的“平和”艺术意境，成为后人学习、仿效的典范。
晋人书法不仅将书法创变为一个新的境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亦有突出的贡献。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离不开对书法艺术创作规律的总结。两晋时期出现了大批书法理论、批评著作。诸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王羲之的《自论书》《用笔赋》等众多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充分表达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本质、创作规律的认识，这对以后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书法史上对书法艺术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刻
晋人对书法艺术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首先，从自然物象的比拟方面进行探讨，强调大自然及现实生活中的物状，再现其物状功能。晋朝出现了很多“书势”体理论。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等，他们都强调书法外在形态的物状特征，提出了“象其形”的书法理论。卫恒提倡“类物有方”，索靖提出了“类物象形”，成公绥提出了“因物构思”，都强调了书法创作的物状特征，能够从笔意上强调模拟自然物象之气势、韵味，从书法用笔、结构上探讨书法与自然物象的内在审美联系。
第二，从人的形象、风度、气质、精神上探讨，兴起了人格化的书法品评之风。南齐人王僧虔认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神采”、“形质”是以书法人格化，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达到古人水平的书法，必须既具备神采美，又有形体结构美。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卫恒书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可以看出，用人的外在形象、风度、气质之美丑来比拟书法境界，探讨了一条模拟人之神态的书法创作规律，以及人与书法的本质关系，是向主观抒情表现说发展的过渡。
第三，对书法的抒情表现本质开始有所认识。王羲之的“发人意气”说，即通过书法表现个人的意气情趣、思想感情。王羲之虽然没有集中深入地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只是在其他方面涉及到，但是他把陶情写性看做书法艺术的本质因素，可以看出，这是对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及本质的认识，由“物类形象”及“人格化”，到从人的主体的角度去认识书法是“发人意气”、“表情达意”，更为深刻。
对书法的基本法则进行较详尽地论述
首先在结字造型上，认为字的所有笔画，各有规矩位置。强调书法结构造型方面的表现形式，犹如自然界生气勃勃的物象，和其变化是相同的，随势而见精神，高低都有生势，既有变化又不做作。
在笔法上，强调用笔为先。王羲之说：“夫书字贵平正安稳，先须用笔，有偃有仰，有欹有侧有斜，或大或小，或长或短。”可见王羲之强调了书写中可运用各种笔法。或似篆籀，或同散隶，要么近八分，或似鹄头，或像虫吃树叶，或如水中蝌蚪，或像壮士佩剑一样雄强，或像纤细美女柔润多姿，以便出现各种笔法、笔意、笔势。
在章法上突出了“适眼合心”。王羲之在《书论》中说：“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晋人在章法上强调每一字、每一行都不要雷同，在长度、大小、疏密等关系上处理得当，才符合自然法则，适合观看，符合心意，才算上等书法。
另外在墨法上强调“少墨浮涩，多墨笨钝”的用墨方法。总之，晋人对书法的一些基本法则作了一系列论述，不论从结构造型、用笔方法，还是章法、墨法都进行了艺术探讨，达到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程度。晋人对书法诸法详尽的论述，是书法艺术之源泉，是我们今人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之根本。
在书法创作上提出“意在笔先”说
萧衍在《观钟繇十二意》中提出了“横要平，纵要直，间架要均匀，结体要紧密，线条要有骨力，转折要经过，相互牵掣要坚决，不足之处善于补拯，多余之处要损去，布局要巧妙，大小要相称”的12种办法。
从中可以看出，晋人在书法创作上强调了4个问题。一是在创作前要沉静，要充分地进行艺术构思，成竹在胸，然后下笔，即意在笔先；二是在书写过程中，强调迟与速、心与手的关系，做到忘我无法，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意、法结合的自由创作的境界；三是在创作中做到同中有别、刚柔相济、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艺术境界；四是在创作中注意结体、笔法、章法等，使其更加完美。
提出对书法艺术的品评标准
追求“平和”之美，讲求书法在形态上的“势和体均”。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王羲之认为：“书法要平整安稳，分间布白，远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稳。”他主张变化，但又不逾矩，要求在润涩、虚实、起伏、远近、长短等因素中达到完美的结合。
追求以骨为主，骨肉相称，刚柔相济之笔；强调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和谐统一。晋人追求刚柔相济的骨，它既求骨力、气势，又要有华润流畅的韵致，做到骨与肉、媚与力的结合，达到“骨丰肉润、肥瘦相合、骨力相称”的境界。外在的“骨法用笔”与内在的“风骨气韵”达到了水乳交融般的结合，形成晋人尚清逸之气、俊宕之骨的风气。
把“天然”与“功夫”作为品评标准确立起来。“天然”必须以“功夫”为基础、为条件。如当时品评张伯英和钟繇一样，认为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书，称为“草圣”；钟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读。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张天然不及钟，功夫过之。王羲之自称：“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他们都谈到了“天然”与“功夫”的关系，涉及到对书家的品评。总之，晋人对历代书家开始了品评，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追求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对晋以后中国书法艺术的基本法则、书法创作以及书法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