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海贝
图片来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自1986年第1、2号祭祀坑发掘以来，三星堆的热度经久不衰。时隔35年，近日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让三星堆重新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目前，已新出土文物500余件。在此前所发掘的三星堆1、2号祭祀坑中，青铜神树、铜立人、纵目面具、太阳轮、黄金权杖……这些珍奇瑰宝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相较于这些青铜器、玉器、金器等一众精美文物，有一种并不起眼，却又颇为特别的遗物，那就是海贝。
装在青铜器里的海贝
1、2号祭祀坑里均出有海贝。这些海贝出自6件青铜器内：1号坑有3件（1件龙虎尊、2件铜头像），2号坑有3件（2件铜尊、1件铜罍，其中铜罍已残）。经鉴定，这些海贝的品种基本上为货贝和环纹货贝，少量为虎斑纹贝。值得注意的是，在1号坑的一件铜头像（编号K1：11）内，跟海贝共出的还有1件玉琮和1件虎形金箔饰；在2号坑的一件铜尊（编号K2②：146）内，跟海贝共出的还有1件玉璧；另外，这些青铜器中2号坑的两件铜尊还涂朱。这些海贝大多磨有穿孔。
这些海贝不但装在精美的青铜器里，而且有些还是与玉器和金器一起放入，由此可见，在三星堆遗址先民眼中，它们是何等珍贵！当这些海贝与玉礼器同出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想到《尚书·盘庚中》“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之句。孔颖达疏：“……贝是行用之货也，贝玉是物之最贵者，责其贪财，故举二物以言之。”将贝与玉并举，可见在盘庚时代就已经视此二者为极贵重的财货。三星堆1、2号祭祀坑的年代相当于中原殷墟时期，与盘庚年代相去不远。可见远在蜀地的先民与中原先民在对贝的观念上是一致的。
商周时期的贝
这种情况，在今天看来或许令人不可思议。毕竟跟盛放它们的青铜器和同出的金玉器相比，二者似乎不太协调。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个故事。
《史记·周本纪》记载，商代末年，纣王因听信崇侯虎之谗言，将周人首领西伯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拘禁于羑里。西伯昌的臣属闳夭等人“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这使得纣王“大悦”，不但释放了西伯昌，还赐予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对于营救西伯昌这件事，《尚书大传》《太公武韬》两条文献均言所献之宝物中有“大贝”。彼时，西伯昌已经有一定的势力，被认为对纣王有威胁，纣王好不容易有个借口将其拘囚。但得到诸般宝物之后竟将其释放，纣王之昏聩或许是一方面，然而所献宝物也必须足够珍贵，方能使纣王动心。
这是“贝”在传世文献中所留下的记载。其实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贝”的内容更多。特别是在赏赐类铭文中，关于赏贝记载是最多的，并且大多数是单独赏赐。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这种情形最为多见。这种铭文的格式一般如下：“某年月日，某赏某贝，用作某某宝尊彝。”在赏赐类铭文中，赏贝数量往往不会超过十朋，一般是在五朋及以下。有的甚至赏赐一朋也会作青铜器。多少枚贝为一朋，目前尚无统一意见。著名学者王国维、陈梦家和郭沫若均认为十贝为一朋。赏赐虽然不多，却依然能作为作器的因由。
在上古，贝是作为货币来使用的。当贝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时候，其价值是很大的。这在青铜器铭文里有体现。最为著名的，就是“裘卫四器”中的“三年卫盉”。这件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周恭王三年，一个叫矩伯的人为觐见天子，向裘卫先后索取了价值八十朋和二十朋的礼物，作为交换，矩伯分两次付给了裘卫十三田的土地。这里，总价值为一百朋贝的礼品，换取了十三田。在周代，一田为100亩。那么十三田就是1300亩土地。1300亩土地的价值就是一百朋。
贝何以珍贵
货贝属于宝贝总科（简称宝贝）。世界上现生宝贝有大约600种，中国所产的宝贝有142种，隶属于4科、44属。货贝，属于宝贝总科之下的宝贝科、货贝属。货贝属有3个种，在中国所见的有2个种：货贝和环纹货贝，而在中国考古所发现的贝，也主要是这两种。货贝和环纹货贝分布范围是差不多的，根据《中国动物志》 ，它们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海区，在我国海南岛南端和西沙群岛出产较多。在大陆沿岸，广东省中部虽有发现，但不普遍。这就决定了货贝和环纹货贝必须是从外地引进。此外，宝贝科的生活习性，也决定了不能大量获取。根据《中国动物志》记载，“行动快的每分钟可向前爬行15cm，慢的向前移动仅7mm。当潮水每天有规律地退出后，宝贝类多隐藏到礁石块下面、洞穴内或者藻类丛生的阴暗处。它们是昼伏夜出，每到黄昏夜幕降临后，它们便爬出来活动”。所以，白天一般很难采集到宝贝，到了夜间才会有较多的发现。
金文材料中，赏贝数量最多者，为“朋二百”，而且仅此1例，时代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赏贝一百朋者仅3例（子黄尊、荣簋和伯姜鼎，三者分别为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期），五十朋者仅3例（效卣、小臣静鼎和敔簋，三者分别为西周早、中、晚期）。在赏赐类铭文中，就算卅朋也是个大数，仅有7例。若一朋贝为10个，那么赏贝最多者，也就2000枚。
而在考古发现中，单次出土贝最多的，为殷墟妇好墓，有6880个；苏埠屯大墓出土3790个；此后陕西长安县张家坡村的井叔墓M 170出贝3510枚；淅川下寺M2，也就4432个，而此墓为楚国令尹子庚的墓；苏州浒山镇真山D9M1出土贝1160个，另有绿松石贝122个，二者同处于一个漆匣内，而此墓推测为春秋时期吴王之墓。由此可见，随葬贝的数量级，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更进一步。即便尊贵如令尹子庚、吴王者，也并没有因为其身份高贵之缘故而获得更多的货贝。换句话说，从商代晚期一直到春秋战国，货贝数量并没有突破性的增长。
关于三星堆贝的来源，尚未有统一看法，目前有中原说、印度说、“北丝路”说、中南半岛说等等。然而不论是来源何处，这些地方距离蜀地都十分遥远，贝进入蜀地都很困难。所以，因不易得，贝就显得珍贵。这也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种表面上价值的“不协调”了。
（作者单位：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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