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人民英雄 展开篇大作

——纪念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50周年

人民英雄纪念碑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层须弥座束腰部的8块汉白玉浮雕，记录了中国近代100余年的风雨历程。自1958年5月1日以来，它和纪念碑一同历经了50年的岁月。 50年后，由北京画院、文化部艺术司、中国雕塑学会、北京美协、上海美协、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50周年纪念展”和在北京久画廊开幕的回望·反思·重读经典第三回展“一代大师刘开渠的纪念碑艺术”，共同回忆了纪念碑的诞生和纪念碑浮雕的创作过程，揭示出这件集历史学、艺术学、建筑工程学之大成的共和国第一件公共艺术的重要意义。

　　八年创作 纪念碑浮雕终现

　　“纪念碑浮雕的创作遵循了雕塑创作的一般规律，先起画稿，做石膏小稿，之后再翻模成型。但它不仅是一件大型雕塑作品，更记录着中国人民近代斗争的历史，所以从立意选材到最终完成，所历经的复杂工作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著名雕塑家盛杨认为，虽然浮雕构思创作的时间是5年，但从1951年建立美术工作组开始筹备到纪念碑浮雕完成共耗时8年。据曾参加浮雕创作的陈淑光回忆，当年她调进组里后，组织上先安排她用半年时间跟着范文澜学习中国近代史。“只有深入了解历史，才能形象地用雕塑的形式将历史表现出来。”1952年下半年，中央美院及华东分院的部分师生开始为创作纪念碑浮雕做准备。他们一方面从各地组织史学家、画家、雕塑家共同探讨和研究，另一方面从北京、曲阳等地请来技术水平较高的石刻艺人在学院开办学习班，以提高技术素养。与此同时，范文澜领导的雕画史料编审委员会经过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意见，从拟定的十几个主题方案中选择了8组题材，构成了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内容。

　　内容确定后，美术工作组开始进行浮雕的图稿创作。在“开篇大作”展览上，呈现的张松鹤创作浮雕《抗日游击战争》的图稿便是众多纪念碑浮雕图稿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幅。刘开渠的夫人程丽娜说，由于不少从事浮雕创作的人员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对战争资料的收集异常仔细：将烟火的景象拍成图册以备参考，奔跑中的战士、持枪的军人各有什么样的姿态，当时都有很详尽的资料来演示。时任浮雕创作助理的李桢祥也表示，塑造人物时，创作组曾到部队、铜厂寻找人物形象，一支枪、一条皮带都不能马虎；为了找到红旗飘动的感觉，刘开渠请模特打着旗帜来回奔跑了十多次，直到找到满意的旗纹为止，对历史高度的责任感给当年参与纪念碑工程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纪念碑保护与研究势在必行

　　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认为，纪念碑是上世纪50年代领导者、艺术家、全国群众共同创作的大作，它的建成对于我们今天为大型公共艺术工程树立行业标准、把握个人风格与集体创作的关系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但目前纪念碑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对它的保护也是如此。在构思、创作浮雕的8年中产生的大量文字资料、图稿、雕塑小样，至今收藏情况如何？在久画廊的展览中出现的石膏头像和青铜人像原模，又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

　　程丽娜称，纪念碑工程完工后，刘开渠等雕塑家曾主张将完整的10块纪念碑石膏浮雕整体保存，但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没有单位有能力收藏和保管。所以纪念碑工作组只好将其放在工程完工后成立的北京市雕塑艺术工厂中，但现在这些珍贵的原模已下落不明。“虽然整块的遗失了，但一些局部的头像还是保留了下来。”1955年参加纪念碑雕刻工作的顾士元说。1952年兴建委员会在全国招募雕塑工人，经过考核，100余人留下参与兴建纪念碑，但由于工人技术能力差异较大，所以主稿的雕塑家们就先把一些人物头像翻出石膏模，让工人们进行练习。盛杨说，工程结束后，这些头像都保存在主稿雕塑家那里。1953年，时任美术组组长的刘开渠开始负责主稿《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浮雕及其两侧的《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装饰浮雕，他曾从模具中脱出两套（7个/套）石膏头像，一套用于纪念碑的设计，另一套自己保管。1998年，刘开渠的家属用这套原模翻制了一套铜铸浮雕；1999年，程丽娜将石膏原模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1961年，纪念碑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50年之后，碑上的浮雕依然形象生动。王明明表示，虽然有些浮雕的原始资料遗失了，但今天我们保护纪念碑重要的一点是摸清现有资料的保有情况，并深入系统地研究纪念碑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至于纪念碑原模，雕塑家钱绍武表示，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自模具内翻制的5件以内的雕塑都属于原作，所以无论是个人收藏还是集体收藏，都需要倍加爱护——保护纪念碑浮雕的原模，就是保护纪念碑建造的历史，同时也是在保护新中国公共艺术开篇之作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