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汶川地震之后的文学十年
——写在纪念“5·12”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
栏目:创作谈
作者:秦岭  来源:中国艺术报

《透明的废墟》 秦岭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5月出版

  作为一个数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可谓意味深长,它不同于一到九,也不同于九到一。

  到了2018年5月12日,便是震惊中外的“5 · 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念日。必须得承认,是十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催生了我的地震系列小说。当然,我宁可希望十年前的川、陕、甘交界未曾山摇地动。

  大凡内心哪怕有一丁点儿温度的正常人,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并不遥远的下午2时28分04秒,对于整个大自然和人类意味着什么。当时正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第8届高研班学习的我,请假参加《小说月报》杂志在福建组织的一次文学采风活动。灾难发生的那一刻,我们的采风团刚好在鼓浪屿。匆匆的步履和走马观花的目光,对来自外界的所有信息缺乏本能的判断和敏感,以至于随团的一位四川籍女作家捂着一片忙音的手机开始哽咽的时候,我们还在开她的玩笑:“什么破手机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快换掉吧。 ”女作家急了:“我老家所有的亲友,都联系不上……”

  落座厦门的酒店,电视新闻连续滚动着来自千里之外四川北部的画面:大规模的坍塌在继续、死亡在继续、流血在继续、伤残在继续、哭喊在继续……具体数据……还是不提了吧。而我和汶川地震文学意义的关联,从那一刻,开始了。

  从鲁迅文学院传来消息,亲爱的同学们已经开始组织各种悼念活动,纷纷签名向全国作家发出支援灾区的倡议书,江西散文家李晓君为我这个缺席的班长代签了名字。我赶回学校后,立即参与、组织班委会和党支部一起发起捐款捐物、义务献血活动。那时,灾区余震不断,中国作协开始组织全国作家代表奔赴川、陕、甘灾区进行实地采访,同学们争抢报名,最终,玄武和春树两位同学代表全体学员分赴川北和陕南。“作家不能缺席” ,这是当时全国文坛的最强音。几乎在第一时间,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如引爆的连环地雷,瞬间遍地开花,意外创造了近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文学奇迹——当然,我指数量。同样的奇迹是,半年之后,那种罕有的文学亢奋像悲壮的坍塌一样偃旗息鼓。这个现象很怪,像极了一次激情的落潮,或者,一次违约的擦肩而过,再或者,一个遥远的传说。

  在文学上,我不是一个喜好追风逐浪的人,一切服从于内心的驱动,与是否“缺席”无涉。如果以时间为序梳理自己与汶川地震的文学关系,大致有以下节点:十年里,我在《中国作家》 《小说月报》 (原创版)《作品》 《广州文艺》 《天津文学》等期刊陆续发表了《透明的废墟》 《心震》《阴阳界》 《流淌在祖院的时光》 《相思树》等5个地震题材中篇小说。十年,竟是这样的十年!蓦然回首,在灾区的行走,在书房的写作,我原来是这般的模样。

  是弹指一挥间,还是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刻意,还是随意?真是说不好的。十年里,我也曾以系列的形式创作以《皇粮钟》为主的“皇粮”系列、以《在水一方》 《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 《吼水》为主的“水”系列、以《寻找》 《幻想症》为主的“战争”系列、以《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一路同行》为主的“计划生育”系列,但没有任何一个系列像“地震”系列那样跨度长达十年。十年里,我的“地震”系列创作与报刊、与出版社、与读者的良好互动居然始终没有消停过,像极了文学的余震,这种“震”绝没有夸饰社会效应的意思,它只是我与受众连绵长达十年的互动感应。我首先得感谢那些对我“地震”系列创作给予强大支持的人们,我至今记得汶川的一位受灾群众说给我的话:“好好写吧,就把地震写成小说,把死人当活人写,生与死,不就生活中那点事儿嘛。 ”这话还是很感人的,甚至是文学的。在我看来,所有的灾难,都是对人们常态生活秩序的一种颠覆和重铸。我无意关注颠覆和重铸的部分,那属于报告文学的智慧,我看重秩序和秩序中的人性图景,比如,一个村庄的肢解,一个家庭的纠结,一滴血的板结,一次挣扎的微笑,一种腐败的表情,或者,死不瞑目的双眼。

  十年里,我看惯了、听惯了文坛对中国地震文学花样百出的态度,其中对地震题材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的样貌评析,论者千万,我无须多言,而对地震题材小说的某些观点,我第一次撰文回应之后,再无心思掺和,话题如果仍然聚焦在所谓可能与不可能层面,够无聊透顶的了。当然,话题如果针对小说的好与不好,那又是另一码事儿。我是个容易把批评当美酒的人。毕竟,涉足地震题材创作只是我偏向虎山行的一种本能的固执,好在我不是去景阳冈,也不是去威虎山,当然我也不是武松或杨子荣,我的身手和枪法如何,我不是不知底数,一枪打俩,那是造化;放空枪,或者走火,也是常有的事儿,不伤着人就好,伤着驴,也是没面子的事儿。一头驴,也有它的生活和社会关系。

  十年中的后三年,曾有5家出版社和我联系出版“地震”系列小说,每每电话打来,却是犹抱琵琶,优柔寡断。似乎是,就题材而言,分明是天上掉下的腊肉;就市场而言,却顾虑山芋烫手。冲这点,我得对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先生和责编李建华女士表示敬意,他们毫不犹豫地把我的几十个中短篇分三册纳入了品牌丛书“小说眼·看中国”系列(另外两部小说集是《借命时代的家乡》和《不娶你娶谁》 ) ,并把地震题材单列成集,一经面世,果然在图书市场成了连珠炮,发行量直线攀升。南方一家出版社像吞了后悔药,多次示我:“希望把再版和重印权给我,我们比北方市场大,北岳如果有损失,我们一次性补齐。 ”我笑曰:“在您眼里,地震,就剩生意了吧。 ”

  这样的回应,绝没有彰显清高的故意。当文学被市场裹挟,地震和灾难还能触动你什么?除非地震的狞笑在你的床底下发生,也许只有那时候,你会认为“生”与“活” ,才是生活了。

  话说回来,涉足地震题材小说创作,更像我十年里的一种创作常态,甚至连尝试也谈不上,它从2008年的春夏之交而来,变成了我考察日常生活的另一种机缘和视角。至于下一波地震,它到底要何时来?又往何处去?我不知道,我相信你也蒙混不清。谁能认清土地爷老人家的心思,人间就没有这档子要命的买卖了。何况它来与不来,都是那么回事儿。

  都说反思生活,可地震太像生活了,不是“像” ,是“是” 。那么,区区十年算个啥呢?一百个十年又是个啥?不要为此而杞人忧天,伙计,还是为你脚下安宁的鞋印而庆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