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纪录片《南京》在北京重映，引起不俗反响。 《南京》是第一部以外国人的视角回顾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从创作开始就受到全世界关注，并在2007年的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再次放映也引发了中国电影人对纪录片创作的思考。
努力寻找纪录片的国际化语言
高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总裁）
中国的语言方式和西方语言方式，有语境的差异。真实地拍摄我们的故事，去寻找我们共同的语言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的电影如何走向世界，这不仅是一个纪录片的问题，还包括电影故事片、舞台艺术、出版物等。我认为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中国的语言方式和西方的语言方式，特别是和英语国家的语言方式，有语境的差异。比如汉语非常愿意概括一件事情，让人通过语言联想到很多东西，以至于这种语言方式使我们的创作手段和创作观念与西方有所不同。而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的人对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以及每一个单词对应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很准确的。应当说，纪录片解决这个语态问题比别的更容易，它是一个最能够直接利用世界共同的语态来反映事物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比故事片、舞台剧、出版物、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更能够接近世界化的语言方式。因为它主要靠人们的自身修养行为方式来表达思想，通过所拍摄的真实生活来体现所要表达的内容。所以，要使这种语境达到统一，我觉得的确不能够永远用一种概念化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去拍摄纪录片，而是要讲故事，要面对生活，要真实。真实的东西就用不着语境的解释和一些语言概念的解释。这一点体现了纪录片的价值。纪录片的真实很重要，我们要很负责地把真实的状态传递给纪录片的观众，这种社会认知的价值对纪录片来说是首要的。
由于它的真实，我们在用这种语言方式的情况下，首先是要把握住真实的要领，而且确实是真实地做这样的事情，真实地拍摄我们的故事，去寻找我们共同的语言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其次，就是要更多地用镜头讲故事，而不是用语言方式去讲故事，这样纪录片就会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它是需要行为的，它的行为是通过人们的动作发生、发展和变化使你认识到你的思想价值、文学价值和你所表达的生活的意义。
往往国产的纪录片喜欢用一种舞台化的、概念化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不能说这样的语言不美，但它不符合纪录片的发展。莎士比亚的作品很美，但是一种舞台化的表达方式。比如，罗密欧看到朱丽叶家里阳台上的灯光，他在舞台上有一个感叹，就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是什么光，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这是用一种舞台的表达方式来表达爱情，通过这种方式，通过舞台的效果来感染每一个观众。
纪录片不是这样。同样描写爱情，也必须通过自身的行为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必须要通过动作，而且动作要和自己的民族传统、生活内容相联系来表达。我再举一诗歌的例子，也是表达爱情，跟莎士比亚不同，莎士比亚是舞台式的，而这诗歌是纪录片式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写了很多情诗，他的情诗都是纪录片化的，都是有行为有动作的，而且是和自己民族的生活传统和情绪结合在一起的，把它拍摄出来就是纪录片。比如说他有一首诗，写给心上人玛吉阿米，他说：“我那天转动寺庙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匍匐在朝圣的路上，不为觐见，只为体会你留在地上的温暖” ；“那一年我转山转水，不为修得来世，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 。这种爱情的表达方式是纪录片式的表达方式，不是莎士比亚舞台化的表演方式。我们所需要的是纪录片的表达方式，现在的纪录片有时候不太重视行为的发展，这样就很难找到纪录片的语言，和世界沟通的语言方式。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一种行为方式，即使是你所没有的、所拍不到的，你也要努力去寻找到这种行为方式。
创作者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想想还有没有更符合纪录片发展的拍摄可能性，去表达我们拍摄不了、无法拍摄、无法复原的那些故事，要找一种符合纪录片的语言方式。
一位美国朋友拍摄的纪录片《南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我们拍摄了那么多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我觉得都没有它来得生动和真实，以至于他在西方甚至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等于他在帮助中国说话，而我们自己要说的并没有人听。他为什么能帮助你说话呢，我觉得他的语言方式很让我感动，他不是用专家论文的方式探讨你屠杀了多少人，在哪屠杀的……他就是请了一些演员。这些演员并不是来表演当时的状态，再怎么表演我觉得也不可能重复当时的那些状态，但是他用的这些演员都是和当时的人物形象相像的，比如当时的神父，当时的一位修女，当时的一位日本士兵，和照片相像的人阅读和背诵这些人的回忆，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真实的。背诵者语言的表达，艺术的表达，再加上资料的配合，使这部纪录片特别真实，特别打动人。我们现在往往觉得过去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演员在那扮演，这是一种行为方式，但是这种行为方式真实吗？他是那样吗？比如描绘千军万马的状态，要描绘阴云密布，要描绘人山人海的状态，该如何描绘？如何用现在的电影手段和所谓真实再现的手段去表达呢？我觉得远不及《南京》这种处理方式。它照样有市场，照样是西方认同的电影明星们在协助这种方式，用这种阅读方式来表达当时真实的故事。同样是行为，但我觉得这种行为是观众读出来的行为，远比进行情景再现的行为更为生动、更为真实。有时候需要情景再现去表达，但创作者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去想想还有没有更符合纪录片发展的拍摄可能性，去表达我们拍摄不了、无法拍摄、无法复原的那些故事，要找一种符合纪录片的语言方式。
上述问题是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过渡，从概念到行为的过渡，我个人经历了中国的纪录片与国外合作的历程。最早中央电视台和英国的一家公司合作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叫《龙之心》 ，它是反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状态的，当时就对我们的创作有极大的冲击。那时我们拍摄纪录片还是从概念入手的，但是我们观摩他们的片子的时候和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不同。还比如合作拍摄的片子《调解员》 ，就是讲一个调解员怎么为一对要离婚的夫妇调解。国外的纪录片创作者就像现场直播一样把这些过程完整地录了下来，当时我们觉得很诧异，说纪录片原来是这么拍的，非常生动。
再后来特别是和日本合作的更多了，比如拍摄了长城，拍摄了黄河，拍摄了长江，拍摄了丝绸之路等等。现在我们逐渐跟美国的纪录片同行及世界各国的合作都越来越密切了，正是由于这种合作越来越密切，使我们的纪录片有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我们很多年轻人，更适合、更能够和世界合作。比如说有一部纪录电影拍摄得还是很成功的，它几乎拿到了世界所有的纪录片有关的奖项，获得了各国的奖项的基金，这就是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 。他们本来没有钱，凑了十万块钱，拍了从湖北到深圳打工的一个家庭，后来正好赶上了当年中国南方的雪灾，像深圳车站严重滞留的情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到车站去慰问滞留的这些农民工。正好这个时间又赶在一起，所以他这个概念就更强了，《归途列车》这个思想寓意就更深刻了。这部片得到了加拿大一个公司的支持，加拿大也通过他们拍摄纪录片的一个基金支持，又得到荷兰基金的支持，又获得了伊文斯电视纪录片大奖等，这就用足了世界拍摄纪录片的基金的支持。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他们各自独有的方式。
（压题图片为纪录片《南京》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