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金版《钦差大臣》第一幕中的布景是一幅果戈理1836年为首演画的布景草图
日前，作为2015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国际单元”的又一剧目，俄罗斯圣·彼得堡亚历山德琳娜剧院演出了果戈理的经典名剧《钦差大臣》 。这一次的演出，带给了中国观众不同寻常的印象。导演瓦列里·福金第一次为中国观众所知晓。
自2003年起，福金成为亚历山德琳娜剧院的艺术总监，同时，他还是梅耶荷德戏剧文化中心的艺术总监，曾经于2008年获得代表俄罗斯戏剧最高水平的“金面具奖” 。
纵观福金的导演艺术生涯，我们发现，在2003年去彼得堡之前，他曾经一直在莫斯科的不同剧院工作。他是演员出身，1970年毕业于莫斯科史楚金戏剧学校，是著名导演查哈瓦的学生。之后他在莫斯科“现代人剧院”做了15年的演员，在1985年至1991年间成为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的总导演，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独立、自由地排戏了。离开叶尔莫洛娃剧院之后，福金举起了“梅耶荷德的旗帜” ——创立梅耶荷德戏剧文化中心，并以此为平台与莫斯科多家剧院合作，推出自己的戏剧作品。这段时期，是福金的“漂泊岁月” ，他没有自己的剧院，没有保持长期合作的演员，只能东奔西走地排戏。直至2002年，他与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合作推出《钦差大臣》一剧，并以此为契机，成为这家剧院的艺术总监。《钦差大臣》可谓他的成名作，由此，他跻身俄罗斯当代最重要的导演之列。坦白说，在俄罗斯当代导演排行榜上，福金并不是最突出的，在他的前面，我们还能数出一连串的名字：留比莫夫（莫斯科塔甘卡剧院） 、列夫·多金（彼得堡小剧院） 、彼得·福缅卡、扎哈罗夫（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 、瓦西里耶夫（戏剧艺术学校剧院） 、杜明纳斯（瓦赫坦可夫剧院）等等。
福金版《钦差大臣》首先打了一张“戏剧文化”的牌。我们注意到，演出所采用的剧本是果戈理第一版剧本，而不是后来所通行的版本；演出第一幕的布景是一幅果戈理1836年为首演画的布景草图，上面甚至有他的签名；随后第二幕的布景则采用了梅耶荷德当年所设计的带有旋转楼梯的铁架平台。在亚历山德琳娜剧院演出时，其古老的剧院建筑也成为演出的一部分（在中国演出时，舞台上则垂下来一些模拟彼得堡建筑风格的道具布景） 。导演指出，亚历山德琳娜剧院的建筑成为演出的“主角” ；在舞台上方，还有一个“合唱队” ，以教堂无伴奏人声合唱的方式为演出进行着伴奏。所有这些，使得作品有了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此剧第二幕布景采用了梅耶荷德所设计的带有旋转楼梯的铁架平台
福金是演员出身，他在《钦差大臣》中用力最多的当然还是演员的表演。在表演上，他追求的是“风格化”与“怪诞化” ，这似乎也的确传承自梅耶荷德。我们看到，剧中的赫列斯塔科夫仿佛是一个善于撒谎的花花公子，而市长则是一个自作聪明、愚蠢至极的顽固官僚，市长夫人和女儿显得神经兮兮，举止轻佻放荡。演员的表演风格非常统一，他们的肢体行动极为灵活、激烈，表现出高度的专业素质。福金版《钦差大臣》最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正在这里：俄国导演的一切创新之举，无不以扎实、训练有素的演员表演为基础。
中国的读者和观众对于《钦差大臣》并不完全陌生。据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排演的第一部戏就是这部果戈理名著。中国作家中，最先对果戈理产生兴趣的乃是鲁迅先生。他的《狂人日记》正是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中获得了创意和灵感。后来，他甚至亲自翻译了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 。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与辛辣讽刺，其笔下那些怪诞、夸张，极具喜剧性同时又饱含悲剧色彩的典型人物都让我们联想到果戈理的艺术创作。他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却终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 ” （ 《两地书》 ）这样的自白，与果戈理那阴郁的气质，清醒而痛苦的精神矛盾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
福金版《钦差大臣》虽然打着“梅耶荷德”的旗帜，追求着“风格化”的怪诞表演，但是，这出戏雅致有余、尖锐不足。果戈理剧作中那些贪官污吏的丑态本应是最能够引起我们愤慨的现实图画，可实际上，坐在剧场之中，笔者好像被“间离”开来，仿佛隔着一层玻璃，在观看着与自身无关的一幅充满异国情调的讽刺漫画。
梅耶荷德1926年排演的《钦差大臣》是俄国戏剧史上的重要事件。他没有把这部作品仅仅当作一部讽刺喜剧来处理，而是试图在《死魂灵》的背景下，把果戈理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不仅要对俄罗斯的官僚丑态进行辛辣讽刺，还要揭示出这部喜剧背后的悲剧内涵。俄国象征主义诗人梅列日可夫斯基认为， 《钦差大臣》除了表面的讽刺意义，还有着一种隐秘的象征意义：在无所事事和空虚贫乏之中，有着一种来自魔鬼的东西，正是在赫列斯塔科夫和乞乞科夫（ 《死魂灵》中的骗子主人公）的形象中，我们看到了那魔鬼般的“谎言之父” ，看到了那永远的、世界性的弥天大谎。
而福金版《钦差大臣》缺乏一种对现实生活真正的批判和审视，仿佛是一篇引文详尽的学术论文，尽管行文流畅、结构精巧，却难以发现作者的真知灼见。这出戏夸张讽刺有余，却难以触动观众的心灵；形式上，看似充满新意，内容却多少有些老旧。
果戈理说：“任何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数分钟的话）的赫列斯塔科夫。 ”他提醒我们， 《钦差大臣》这个戏，嘲讽的不仅仅是那群贪官污吏，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果戈理的这出戏里没有一个好人，也没有善战胜恶这样的大团圆结局，在他看来，人的义务与责任是与“末日审判”这样的宗教性预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人间黑暗的存在，才有着天堂光明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