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少数民族节日：知识的源泉

　　我们研究节日民俗的时候，要把节日的研究置于民俗知识空间，这样才可解读符号背后的意义。

春节时福建“姑田大龙”游龙表演　王世民　摄

　　人的发展和各个族群的发展都要靠知识的积累。而中国少数民族节日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民众知识体系。首先在节日时间的选择上包容着各个族群的历法知识。节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节日的本质属性之一是它的时间属性：“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自然节奏的关系。 ”在这里，节日民俗时间不仅是自然时间，它更明显的意义是其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

　　少数民族节期的确定是其历法知识的总结。探究节日的起源与节气有关，但是节气并不等于节日。节气是反映我国物候的变化、气候的特点、时令顺序与农事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是一种民俗文化现象。有的民族沿袭汉族的历法，也有的少数民族各自拥有自己的历法。火把节的时间，各地一般都定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对此，凉山彝族有关火把节的古谚语说：“猪月朔九夜，日子不用选” ，意为每年的猪月也就是农历六月，朔九夜就是十五后的第九个晚上。彝族算日子一般是以十二生肖（属相）来推算，即一个月的第一天以鼠日为首以此类推，这一套记日方法与初一至三十记夜方法是配套的，如初一是鼠，那三十的一天为蛇，所以一个月不管月大月小皆为三十天，上个月的月尾一天为蛇的话，下个月的初一应为马，以此类推下去。

　　岁时节日的节期选择是根据自然界的征候，人们根据自然界的征候而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所以节期的选定不仅仅包括天文历法知识，还包括其生产经验，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经验。在历史传说中，彝族火把节的起源与驱逐虫害有关。这正是荞麦要熟未熟的季节。许实《禄劝县志》风土志：“六月二十四日为火把节，亦为星回节，夷人以此为度岁之日，犹汉人之春宴相聚也。儿童执火把，屑松枝杂煤燎之，火焰满身，谓之送福。……男女齐会，四面绕坐，脍豕肉，饮酒，歌舞杂沓，以趋盛节。 ”人对气候的观察相应选择了节日时间，节日的日期与农耕文化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牧业的收获时间与农业的时间不同，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其时间也是夏末秋初，牲畜长膘的季节，这是蒙古族的那达慕确认的大致时间。“节日及其习俗是几千年文化累积的结果，民众习惯用它们来表现自己心中的价值，走过有意义的人生历程。这种价值与文化形式契合是很难被改变的。 ”

　　节日时间的确立包含农耕知识和牧业的知识体系。节日的产生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生产方式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每个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特殊的生态环境决定人们特殊的生计方式。生态环境不同、生计方式不同，所形成的节日也因而不同。例如，以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蒙古族、藏族形成了兴畜节、牧羊节、马驹节、马奶节等生产节日，从事牧业长期在马背上生活的哈萨克族、蒙古族、藏族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多彩多姿的赛马节。而从事稻作文化的侗族、苗族、白族、么佬族、纳西族等民族形成了尝新节等。这些节期的选择和节日活动中民俗文化的象征符号，是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认知时间感的过程，而农业劳动和牧业劳动又起到对其传承的作用。在这里节日时间是一种社会劳动节奏的秩序，个人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众集体行为与自然协同，一方面表现为民众的生产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也表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场合中，社会的生产得以实现，人类的生存得以保证。节日时间的确立，为农业生产和牧业生产提供了认知和行动方便的系统。时间的象征是一种“类科学”的认知。

　　少数民族节日为我们提供了生态知识体系。工业化的实现是以机械世界观为指导的。现代生态学的理论要求建立生态学的世界观。其要旨是：“人类的价值和意义包含在自然整体的组织进化的过程中。 ”“人类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结构都是在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人类的健康生存和持续发展都有赖于对自然的有机整体的维护以及与自然和平共处。 ”用现代生态学的理论反观少数民族的民间节日，少数民族民间节日时间的选择，少数民族节日的各项仪式的展演都是把人纳入了自然的整体之中。人将作为自然界的内在参与者促进自然的创造性进化。例如，敖包祭祀存在着诸种禁忌：不许破坏敖包周围的自然环境，包括不许挖土，污染水源；不许在敖包周围抛洒污物；不许大声喧哗，说不敬的词语等。祭祀敖包也存在着一系列行为规范，包括摆放供品和拜祭等行为方式。

　　可见人类的生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社会之中，也处于同自然整体进化的关系之中。这些民间生态保护知识不仅保护了人类的生态环境，而且为现代生态保护提供了启示。

　　中国少数民族节日还为我们提供了宗教知识的体系。宗教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宗教的经典其中所包含的教理教义是经过其创造者和信仰者在历史长河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完备的知识系统。我国有11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有过古尔邦节的习俗。在对喀什古尔邦节俗的调查中，我们观察到明代建筑的尕提尔清真寺前积聚了6万人，这是一个盛大的公众场合，人们共同遵循着伊斯兰节日的规范，用同样的肢体语言表示对真主的尊敬和朝拜。伊斯兰教拥有特定的神职人员、组织体系、规章制度，而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民众则通过过节日时的肢体语言和口头语言表示对宗教基本的思想信念和教义学说的认可。节日具有公共性。我们看到古尔邦节是维吾尔族共同的社会心理、生活感情的表达，也是对伊斯兰教的知识体系的认知和传播。我们研究节日民俗的时候，要把节日的研究置于民俗知识空间，这样才可解读符号背后的意义。

　　少数民族节日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哲学观。蒙古族的敖包是由树枝和石头组成的。“敖包祭坛上的土石与木和其对天与地的崇拜形成对应的关系。在蒙古族的民间信仰里，对天的崇拜与对地的崇拜联系在一起，他们称天神为‘父天’或‘天父’ ，称地神为‘地母’ ，天父与地母具有双重性的关系。至于彝族为什么要选择二十四日即朔九夜过火把节,可能与彝族人的哲学观念有关。彝族的哲学认为一是天数，二是地数，即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又为奇数即阳数之极，九九归一。所以“九”表示男性之数。而火把节之后，太阳就从北南归，此后的气温开始下降，由阳转阴，故火把节也叫“星回节”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民间的两仪对应的思维，天与地、奇与偶等对应关系即对立统一的哲学观早就蛰伏在民间知识系统之中。不过其叙事的方式与哲学家文本的叙事方式不同，民间叙事的特征是通过民众制作的物化形式和肢体语言做哲学观的表述。

　　节日是展示民间知识的体系，是民间知识的储藏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