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海报

　　相对于中国纪录片近年来春潮涌动、盛况空前的荧屏呈现，纪录电影《乡村里的中国》更像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它没有历史的钩沉，没有盛世的讴歌，没有玄虚，没有揭秘，更没有浮华与修饰，却因其与土地的无限亲近，独具芬芳。这是一种淳厚的中国味道，而又比味蕾更关乎心灵，关乎故乡。

　　影片扑面而来的乡土气质，得益于导演焦波和他的创作团队在沂蒙山区持续373天的拍摄与生活。在一个叫杓峪的村子里，他们每天同村民朝夕相处，跟拍记录之余，养鸡种菜……用一种近乎农耕的方式完成了纪录片的乡土收割，并由此彰显纪录的力量。十多年前，身为图片摄影师的焦波以系列摄影作品《俺爹俺娘》引发社会关注,十多年后，新作《乡村里的中国》以更为纯熟的表述，更为纯净的风格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延续了焦波对现实乡村的影像写作。

　　开片即立春，河畔冰雪消融，主人公杜深忠在羊圈刷写红红的春字，剪纸的老人围坐在一起，孩子们嬉闹着啃萝卜咬春，乡音浓郁，春意盎然。全片以二十四节气的时间顺序结构，不同的民俗气象被一一呈现，构成了一幅生动的乡村图景，而叙事线索并未拘泥于此。村庄的生活看似平静，实则隐含着某种波澜，影片从琐碎的生活中抽离出了清晰的故事，以及相对集中的场景与人物，情节如剧情片一般紧凑，却又真实而耐人寻味。

　　最初打破这种平静的，是杜深忠和妻子张兆珍在果园中一次不大的争吵。杜深忠的拂袖而去也为他此后更深层的心理表现埋下了伏笔。事实上，这个看上去面容瘦削、棱角分明且又带些坚毅个性的杜深忠，并非是典型意义上的农民，用村主任张自恩的话说，他是杓峪村的“才人” 。尽管打理果树的水平一般，但能文善墨，村里红白喜事都会找他。看着村头的一棵棵古树被刨掉运往城里，他形象地称之为“剜大腿的肉贴脸上” ，并预言说再这样下去必然殃及子孙后代；论及村里人的打工，他联想到自己外出给人收割玉米5年掉了13颗牙的艰难经历，不无深刻地说“简直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

　　杜深忠对文艺似乎有着执著的偏好，没事的时候，他更喜欢坐在堂屋摆弄那把旧的二胡。杜深忠悠悠地说：“对这个二胡我没多大兴趣，我真正喜欢的是琵琶。 ”琵琶的出现，恰恰成为一个很好的叙事载体贯穿全片始终。它一方面作为道具元素，呈现主人公从二胡到琵琶的心愿或梦想；另一方面，琵琶显然是一种精神追求的表征，这更是扎根黄土地上的农民在精神层面的一种难得的释放。诚如杜深忠所言，“就像人要吃饭一样，精神也需要吃饭，需要哺养” 。

　　与杜深忠作为个体的内心挣扎与探寻有所不同，村支书张自恩的出现更有些关乎群体民生的意味。借助他的活动轨迹，可以清晰端详到这个村庄的生活面貌：村口修建文化广场，因为砍树引发争执；为了摆脱贫困，不断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打工家庭突然遭遇不幸，屡次向其家人进行劝慰；因果树幼苗被打除草剂，张光爱与张光学两家的打架纠纷反反复复悬而未决。而更让这位村干部挠头的，是怀疑自己贪污不断要求查账上访的村民……在此起彼伏的争吵和忙碌中，影片从一个侧面，相对客观地展现了一个基层村官的喜怒哀乐，他的内心同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纠结，却又不得不身陷其中。

　　如果说农民杜深忠和村干部张自恩的纠结来自于各自的理想或职责，片中另一位主人公杜滨才的内心冲突则源自亲情的缺失。这个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大学生，幼年时因父亲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父子间的交流简单而有限，很多时候他会感到烦恼，甚至抱怨，父亲对此只能默默承受。

　　三条主要人物线索有机交织，伴随着春去冬来。地处沂蒙山腹地的杓峪村，无疑是中国千千万万村庄的一个缩影。在日益高涨的城镇化浪潮中，作为主角的村庄被推至时代前台，关乎乡民命运的村庄终将走向何方？故乡，这个在纸张或文字中被屡屡提及的词汇，究竟离人们是近还是远？心怀对乡情乡音的敬畏或眷恋，时年56岁的焦波带领他年轻的创作团队，五位平均年龄不到21岁的大学生，因着373天根植农村的生活，将那些生动、朴素、真实的乡村记忆相对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并首先赋予了该部纪录影片一种珍贵的文献意义。作为记录者的他们，以杓峪村第168户居民的身份居住下来，与被拍摄者生活并融入到一起，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摄制组命名为“村儿电影社” 。

　　影片没有旁白的灌输，没有功利的取舍与介入，摄影机如同“墙壁上的苍蝇” ，以直接电影的方式，实现着一种纯净的影像观察与表达，实现着一种纪录精神的回归。它与社会现实的深入对话，以及对精神价值的探寻，正是当前电视纪录片创作中普遍缺失的两个重要元素。

　　刚刚问世的《乡村里的中国》 ，在短短数月间一举拿下了中国电影华表奖、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纪录长片、中国纪录片学院奖评委会大奖、中国电视纪录片年度作品等多项大奖，就单部作品而言，如此整齐地收获，在业界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