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服饰史》插图，古希腊和古罗马鞋子款式

　　什么是时尚？我们从中央编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百多年前法国出版史上首部描绘服装史并首次运用彩色平版印刷的服饰类图书《世界服饰史》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时尚，意味着“前卫”和“流行”，而流行的东西总处于即将消逝的过程中。可是，服饰的发展史所告诉我们的似乎相反，该专著作者法国民俗服装学者、纹饰专家、画家和插图画家阿尔贝·奥古斯特·拉西内说：“当今的时尚曾经存在过。”落伍的曾经是前卫的，时尚的也曾是历史的，所谓时髦，没准是遥远过去的重复。因为年轻人没有看到过去的服装，看到了以后觉得新鲜，从而成为时髦。比如，女士们的纹眼线颇为时髦，可是早在2000年前的古埃及就有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拖鞋样式简洁、艺术、精美，原样复制过来恐怕比现今大街上移动着的多数拖鞋要前卫和时尚。

　　时尚当然不会这么简单，仅仅是过去的重复，时尚作为一种社会的和历史的现象，包含着许多“秘密”，值得深入思考。“服饰史”是不是“服装史”呢？不是。这里所使用的“服饰”概念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它来源于《法兰西学院词典》：“服饰：相对于历史学家和诗人等人而言，服饰包含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习俗、风尚和成见的忠实描述，而在绘画领域，其内容涵盖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建筑、家具、武器，尤其是服饰上的习俗。”于是，耗时12年完成、书中数百幅图片全部为作者临摹手绘的这部作品“能够像百科全书一样网罗所有有关饰品和服装的图画”，也由此而使得这部书获得了丰富的内涵：它所展示的是以服装为主线，以与人的身体有关的一切器具为副线的审美的历史。涉及主题之广泛，几乎包括了生活的所有方面：衣服、首饰、鞋子、烟斗、建筑、庭院、武器、马车、家具、发型、胡须、乐器、浴室、婚礼、葬礼、壁炉等，可以称之为服饰的百科全书。

　　作者或者说法国人为什么这样来理解“服饰”呢？仔细体会，可以发现贯穿其中的线索，这就是“切身性”，它意味着“切近肉身的”和“上手的”。所有这些器具都与人的肉身相关，是最切近人的身体的，是触手可及的。衣着、首饰、眼线等就不用说了，其他或者是身体的支撑物（椅子、沙发、床具），或者是身体的居所（建筑、庭院），或是运载身体的工具（马车），或是清洗身体的场所（浴室）。所有图画是以最贴近人体的服装为中心而展开的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切身性器具的谱系，展示出不同民族在某一时代的生活世界，所呈现的不仅是“服”，更重要的是“饰”。

　　在展示这些内容的时候，它是以精美的图画来“说话”的，文字说明简洁、精练（仅占不到10%的篇幅）。可以说，它是以服饰为中心展现出来的视觉化了的、可见的历史。这种历史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上各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服饰类型史，从古埃及人、亚述人、希伯来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到近代欧洲各国人的服饰，从非洲偏远的部落到大洋洲、美洲和包括中国人的服饰在内的亚洲广阔地域上的民族服饰。二是详细地展示了某种服饰的演化过程，揭示了服饰演变的规律。作者发现，古代服装大多宽松、肥大，而且样式少而简单，越是往后样式日益增加，细节不断增多；古代的服饰变化缓慢，有时经历了无数时代也没有变化，例如古埃及的服饰曾经一千年没有变化；随着历史的推移，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是有了“时尚”的概念。比如有意思的是，床在古希腊时除了作为睡眠的用具，还被当作就餐座位，到了公元6世纪床才不再作为就餐用具，被置于具有私密性的专门房间——卧室之中。三是有些图画的内容直接呈现了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比如路易十四为宫廷女性们制定了着装规范，在凡尔赛宫，所有贵妇都必须穿着宫装。相传当时两名贵妇因在皇家剧院看表演时没穿宫装，被路易十四当场赶了出去。路易十三有一天忽发奇想，亲手剃掉了卫兵们的胡子，只在下巴留了一小撮。不同于那些宏大的历史叙事，从这些“小历史”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历史中活生生的人，是最切近肉身的、富有个体性的历史。这些图片构成了一座服饰的博物馆，将不同地域中的人们在不同时代中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人的身体看起来距离权力最远，实际上却是权力驯服的对象，最切近身体的服饰、特别是服装，首当其冲地成为权力施展其威力的器物，因此可以说存在着服饰的政治学，那飘逸的服装可能负载着沉重的权力。在古代社会里，服饰是权力和权利的符号，标志着不同的等级。古罗马的托加长袍是公民的专属服装，没有公民权的人不可以穿它。然而即使公民也有不同等级的规定：皇帝穿紫色托加，高等人士穿白色托加，手工业者和穷人穿暗色和深色托加。衣服的颜色也具有了政治性。无独有偶，苏格兰格子纹花呢的颜色和花纹也不是随意的，而是由“色彩法”规定的：农民和士兵只能用一种颜色，军官两种颜色，氏族首领三种颜色，贵族四种，高等贵族五种，大师和高等学者六种，王族七种；而且不同氏族具有不同的徽章和象征植物。在遥远的中国，服饰一样有着严格的政治规范，比如龙的图案是专属于皇帝的，大臣们的服饰各有独特的图案和花纹。服饰折射出人在权力系统中的位置。

　　由于传统社会中政治人物的重要性，他们的服饰会影响到大众的服饰风尚。中世纪服装的结束，以路易十一世（1423年-1483年）的死亡为标志。近代假发的流行则肇始于路易十三（1610年-1643年在位）——这位国王突然喜欢留长发，不久它就成为时尚，但是不能保证人人都有漂亮的头发，于是假发流行起来，甚至妇女、儿童中也流行假发，1785年之后假发才渐渐被抛弃。就在这一年，由于王后马丽·安托瓦内特的引领，配以帽饰的后垂式卷发开始流行，束身衣逐渐消失。可见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是影响服饰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推动服饰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在欧洲，到了19世纪等级意识逐渐淡薄，服饰才逐渐成为人们自己的事情。

　　在欧洲，宗教是影响服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不同的宗教信仰规定了其信徒的服饰，而且神职人员也区分出不同的等级。希伯来人的神职人员，普通祭司的服装由四个部分组成，而大祭司除此之外，还要在外边加上一件无袖的紫袍、一件法衣以及胸章和头巾。希伯来祭司一概赤脚，不穿凉鞋。希伯来人留自然的长发，但祭司每隔十五天需要剪一次发。在宗教的有关活动中所用的器具，比如祭祀活动，也是特制的，具有特别的样式，与生活用具——俗物有所区别。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其致敬和礼拜的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在欧洲中世纪，教皇的权力对于世俗王国有很大影响，国王的任命要经过教皇的加冕，以至于影响到国王的衣着，罗马皇帝的衣装也带有宗教意味。近代欧洲出现了新教，新教信徒与天主教信徒的衣着也产生了区分：比如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天主教徒的服饰色彩更明亮，而新教教徒的服饰则更暗淡；相应地，女性教徒的帽饰和头巾，前者以黄、绿色为主，后者则以黑色为主。可见信仰中蕴含着权力，从而不仅产生了对于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规训，由此影响到了服饰。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是人穿衣服还是衣服穿人？

　　如果说艺术史所展示的是高雅的审美史，那么服饰史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审美的观念史，而这一审美的历史一方面是对于人的身体进行规训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人的身体从权力之下解放出来的历史。这一历史尤其表现为对于女性身体的规训和解放，因为女人的身体是服饰塑造的主要对象。通过服饰，人体的轮廓被改变；人的面部特别是女性的面部与头发，是身体显露于外的最重要的部分，因而成为服饰塑造的最重要的对象，举凡前额的装饰、发型、帽饰、头巾、脸部装饰（涂脂抹粉）等等，都是对于这部分身体的再塑造。随着现代世界的到来，对于驯化的反抗和身体的解放也随之而来，优雅的服装开始跃出了贵族阶层，走入大众之中，服饰的阶层性和政治性逐渐淡化，服饰的选择“更多取决于个人品位和职业需要。自此不再是‘衣装决定人’，而是‘人决定衣装’”。

　　事实上，服饰政治意味的淡化恰恰意味着另一种政治，这就是自由、平等的政治，它是后者在服饰上的折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束缚人的个性的种种枷锁被打碎，权力、宗教等强加在身体上的束缚也随着解除，服饰对于人体的束缚也就自然脱落了，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寻求社会平等的时代，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衣装”，如何装饰自己，成为个人的事情。身体的解放意味着人的解放和个体的自由，而服饰的自由是身体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人们之间的区别亦不应依据服饰，而在于服饰如何穿戴，即人的品位；不在于衣料是否奢华，品牌是否名贵，而在于人的德性是否高尚。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常常被看做高贵和富有的象征，可是那本是原始人类简陋的御寒物；再者，如同托马斯·莫尔所讽刺的那样，羊皮毕竟是羊皮，穿在羊身上没有高贵，为什么穿到人身上就高贵了呢？因此这种时尚观念无疑是古老的不平等思想的遗迹，是需要继续改变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未来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