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十七日，瑞士著名戏剧大师迪伦马特的经典戏剧《贵妇还乡》再次被搬上北京人艺舞台，陈小艺、濮存昕、张志忠等加盟演出，让迪伦马特在中国演员的独到理解中富有张力地走进中国观众的视野中。本报特选刊迪伦马特作品的主要译者、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叶廷芳先生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做客迪伦马特家中的难忘往事，以期给读者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甚至可爱的世界戏剧大师的面貌。
——编 者
迪伦马特在工作
迪伦马特与叶廷芳交谈
迪伦马特与叶廷芳在汽车前合影
绿水青山架长桥
那是1981年仲秋，我第一次作为访问学者前往联邦德国即当时的“西德” 。出于长期对西伯利亚的浪漫想象，我选择了火车旅行。在旅客出奇稀少的车厢里，我忘记了这次“马拉松”旅行将要经历的艰辛，一边饱览着沿途的秋色，一边盘算着即将在西德进行的三个月的学术考察中我将如何开展工作。在我所要考察的两位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和弗里德利希·迪伦马特中，前者是奥地利人，早已去世了；后者是瑞士人，仍然健在。迪伦马特，这位闻名世界文坛的戏剧大师，他那别具一格的作品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介绍到我国，近年来，他的戏剧和小说更在我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作为一个译者和研究者，难道不应该顺便把这一信息直接告诉他，借以沟通中国读者和这位欧洲作家之间的精神联系吗？再说，迪伦马特是一个世纪以来为瑞士文学争得世界声誉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来种语言） ，瑞士人民，甚至德语国家的人民都为有这样的作家而自豪。出发前几天，在一次有曹禺、冯至等前辈参加的瑞士驻华使馆的小型招待会上，看到瑞士驻华使馆官员为我国出版了迪伦马特的戏剧作品感到衷心的喜悦，临别时大使先生一再叮嘱我：你就要去德国了，顺便去瑞士看看迪伦马特呀，去呀，去呀！大使的话是恳切的。我不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为架设中瑞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的桥梁尽一份力量吗？
但是，当我想到实现这一愿望的具体步骤时，却感到疑虑重重，信心不足。首先，这是个多少有点“怪”的作家，他很少出国，也不常见人，且年老多病，他肯见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异域来客吗？其次，据说谈话时他不高兴让人录音，也不喜欢有规定的范围，而习惯于“一边说一边想，一边想一边说” ，那么他能让人随时提问或插话吗？而他谈话时那“突如其来的奇思妙想” ，我能追索得了吗？第三，迪伦马特如今究竟在哪里呢？我从书中知道，他住在诺因堡，但诺因堡究竟在何方？
为此，我要求德国学术交流署把我逗留的第一站安排在位于德国西南边陲，与法、瑞交界的文化名城弗赖堡。在这里接触到的文学、戏剧界人士都一致鼓励我争取访问迪伦马特。他们一一伸出了友谊的手，有的为我查地图，有的为我寻找与迪伦马特联系的渠道，有的设法为我解决交通问题。人们告诉我，德文的诺因堡，法文叫纳沙特尔，那是瑞士法语区，所以地名都用法文标示。纳沙特尔湖是瑞士著名的湖泊之一，濒湖的纳沙特尔市是与法国交界的纳沙特尔州的府城。弗赖堡大学德语文学系教师沃尔夫·基特勒先生表示愿意用他的汽车陪我直抵目的地。在大家这样一片热情的鼓励下，我向经常出版迪伦马特著作的苏黎世阿尔歇出版社写信，核实了我所掌握的作者的地址，并给迪伦马特本人写信征求他的意见。接着我按照考察计划的日程表去卡尔斯鲁厄市访问迪伦马特专家杨·克诺普夫。克诺普夫曾先后两次见过迪伦马特。当他知道我也有访问迪伦马特的愿望时，开始不禁表示悲观，说迪伦马特是很少见人的。我心想，也是的，他名气大，应酬多，而且得过心肌梗塞。但我鼓励他试试，他表示同意，并马上去打长途电话。回来时他喜出望外，说迪伦马特已经收到了你的信，他愿意见你，叫你（11月） 20日前后去。回到弗赖堡，当我办完了必要的外事手续后，通过电话把去的日期通知迪伦马特时，他马上回答：“19日上午11点我去火车站接您。 ”我马上说：“我不坐火车，将乘汽车抵达，您不用来接了。 ”他又说：“您不好找的，还是我去接吧。 ”
11月19日晨，天色朦胧，雾气弥漫，基特勒先生驾驶的大众牌汽车以120公里的时速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人类在“行”方面贡献的最新智慧的果实。进入瑞士以后，山回路转，只见层层青山，丛丛绿树，以及其中夹杂着的斑斑点点的秋黄从身旁一幕一幕闪过。道路虽然以无数“弯弯绕”的曲线形式向前延伸，但它逢山有洞，遇水有桥，畅通无阻。我感觉到，此刻我走的不是一条路，而是一座桥，是许许多多友好而热心的人们帮助我在绿水青山间架设的友谊的长桥。
汝拉山下播友情
基特勒先生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但他凭着一路上详细而醒目的路标，一口气开到目的地——纳沙特尔火车站。这时才九点三刻，我们赶紧利用这一个多钟头的间隙领略一下纳沙特尔的景色。
纳沙特尔城与纳沙特尔湖相依相吻，交相辉映。纳沙特尔市坐落在横贯中欧的汝拉山的山坡上，从城市纵览湖面，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从湖面眺望建筑别致的城市，则全城市容一览无余。瑞士是个湖泊众多、山峦起伏的国家，以风景秀丽著称，而纳沙特尔是其中最有名的名胜之一。迪伦马特成为专业作家以后，即于1952年从家乡伯尔尼州迁到这个拥有三万多人口的美丽小城居住。
我们于11点准时到达火车站，但没见有人接我们，就到车站内去找他，也没有见到他。我们只好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等他找我们。这时只见一辆浅棕色的小轿车在火车站前的停车场间徐徐穿行，扶着驾驶盘的是一个穿着随便，头发雪白、蓬乱、秃顶的老人，开始我以为是迪伦马特的司机。车渐渐近了……哦，是他本人！他今年不是刚满花甲吗？看起来却似古稀老翁！我立刻想起了照片上他学生时代那风华正茂、双眸炯炯有神的风采，想起了他创作盛期那精神矍铄、步履矫健的模样，两相对比真是判若两人啊。
他打开车门，嘴里嘟囔着：“都转了好几圈了！ ”基特勒问：“叶先生坐前面，还是我坐前面？ ”“当然让客人坐在我身边嘛！ ”然后他吃力地扳动着驾驶盘，汽车在忽高忽低、弯弯曲曲的道路上行驶，他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约十分钟后，汽车在一幢浓阴掩映的低矮而平顶的房子前停下。这里与其说僻静，不如说冷清，要不是那“36”号的门牌，我以为是一间车库呢！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他的房子一定是相当讲究和别致的，如今出乎意料。房子周围满地树叶，这同许多瑞士人所拥有的那雅致、整洁的住宅和庭院比较起来毫无出众之处。迪伦马特从衣兜里掏出钥匙去开门，动作很不利索，这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个看门的老人。进屋后过道狭窄，右边可以看见半间客厅，但他没有领我们去客厅，却让我们下楼梯。我奇怪为什么首先领我们去地下室。下去后却豁然开朗，偌大的一间既宽大又明亮的房间！约有50来平方米，工作与藏书两用。往外一看，浩渺的湖水一望无际，只见远近点点白帆移动。原来这房子就在湖边！它依山而建，很有一番“别有洞天”的味道。往里一看，却又多么熟悉：那张摆在偏中心位置的超长写字台，那台架在窗前的天文望远镜，还有正对大门的那幅著名画家、他的已故朋友凡尔林画的“一面墙”油画《救世军》 ——这一切不就是1980年12月底西德一家大报纸的副刊上刊登的大型照片的实景吗？这一间大屋子既是他的工作室，又是他的会客室，还是他的主要藏书室，实际上是这幢房子的主体。
还在路上的时候，他的亲切友好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谈吐，很快使我消除了原来对他的想象，从而一切陌生和拘谨都消失了。在屋里他仍然不讲客套，首先让我看了看他的写字台，台上铺着一部新作的打印稿。他告诉我，这是《素材》第二部的初稿，他正在修改。我问他这部鸿篇大作一共写几部。他说计划写三部，也许不止，写着看。这时我发现他的稿子旁边摆着一本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的德文译本，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到文学史上不少大作家利用这个动人的希腊神话故事进行再创作，写出了一部部不朽的名作，歌德就写出过不朽的同名诗作；鲁迅也把当时翻译外国文学比作“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 。于是我问他是否想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改写成一部新的剧作。他说不是，只是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的“叛逆的和革命的主题”吸引了他，他要在《素材》中加以发挥。
接着，迪伦马特请我们在沙发上坐下。这时我把带去的一点礼物交给他：一本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出版的拙译《迪伦马特喜剧选》 ；一幅织有徐悲鸿名画的杭州织锦；一打剪纸和一盒花茶。他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新奇把这几件具有典型中国风味的礼物一一察看，尤其是那本书，他翻过来翻过去端详了半天，说：“你们把它译出来真不容易啊。 ”接着他问书中包括哪些剧本，封面上那些字是什么意思，书脊上那些字又是什么意思。还说：“这字是横读的吧，记得以前是竖读的。 ”最后他问他的名字中文是怎么念的，我按汉字的语音把“迪－伦－马－特”一字一顿地念了三遍，并特意将“迪”念成平声，这样“平、上、去、入”四声都全了！他眼睛仍盯着我发愣，似乎在说：怎么听起来是这样的呢？
迪伦马特又拿起那面织锦仔细琢磨。画面上一只雄健的公鸡高高站在一块突兀于竹丛之中的岩石上，迎着风雨啼叫。迪伦马特指着画幅上面“风雨鸡鸣”四个字，问是什么意思，又问左边那几行草字是什么意思。我根据自己对这幅画的理解，结合作者的题词对他说，这是画家怀念友人之作：在风雨如磐、黑暗无道的社会里，他为他的友人的安危担忧；但金鸡长鸣也预告着黎明的来临。作家沉思着。这时我想起来作家自己也是一位画家，年轻时甚至还为绘画狂热过，以至于他的个人学生宿舍里四面墙壁上乃至火炉的烟囱上画满了他的画。故早年曾一度以绘画为职业，成为作家以后，他也没有完全停止绘画。为庆祝他的60岁生日，瑞士一家大出版社还为他出版了厚厚的一大本《迪伦马特绘画集》 。但迪伦马特当年是在表现主义的影响下开始学画的，他的画作中虽然也不乏佳作，但其艺术方法与徐悲鸿是相异的，所以尽管我讲了一番徐悲鸿多么有名，他如何把欧洲的绘画手段同中国的传统特长揉合起来，迪伦马特还是没有对这幅写实的名画本身发表意见。难道他对中国的艺术这么隔膜吗？不，他很快从记忆中找到了合适的话题，来证实他对中国艺术精神上的感应。他说：“大约在50年代，也许是60年代，我记不清了，中国曾经有一个歌剧团（指京剧团）到欧洲来演出，我是在日内瓦看到的，在我看过的戏剧中，这次演出给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一次。 ”他特别提到其中的两出戏，只是不知道它们的剧名，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描绘说：“舞台上几乎是全黑的，全部道具只有一张桌子，两个男人就围着这张桌子上下斗打着，技艺十分高超。 ”我告诉他，这出戏叫《三岔口》 ，是很有名的传统剧目。他又描绘说：“还有一出戏，也是两个演员；一个老人，一个少女，两人在对话。舞台上什么道具也没有，没有水，也没有船。但看上去好像他们脚底下有只小船在摇荡，真是绝妙的表演。 ”迪伦马特还说：“这次演出给了欧洲戏剧以重要影响。 ”在我接触到的欧洲人中，称赞中国戏曲的不乏其人，但对中国戏曲作这样高的评价还是第一次（这时我立刻想到，难怪当年布莱希特第一次看到中国京剧就着迷，而且还因此发展了他的戏剧理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 。迪伦马特还关心地问：“这些戏后来是不是不演了？现在还演不演？ ”我告诉他：在那个江青大树特树“样板戏”的时候，所有的传统戏曲都被排挤掉了，连这一类经过时间过滤、为群众所喜爱的小戏也没有幸免。但现在它们又重新和观众见面了，相信欧洲观众今后还有机会经常欣赏到它们。老人欣慰地笑了。接着我说：“您对中国戏剧有这么浓厚的兴趣，您应该去中国看看呀。而且您在中国拥有这么多的读者和观众，他们也都想见见您呢。 ”作家沉吟了一会，不无遗憾地说：“我与中国没有联系呀。 ”我围绕这个话题进一步说：“您对历史是很有兴趣的，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 ”他马上插话说：“而且有10亿人口。 ”听到这个准确的数字，我深深感觉到迪伦马特对中国是相当关心的，因为我在这里听到好几个知识界人士在谈到中国人口的时候，他们都搞不清究竟有多少，有的甚至说5亿。
这时，迪伦马特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把我领到房间的另一头：他的藏书室。他从书架上首先抱出一纸盒德文版的中国古书给我看，其中有《论语》 《礼记》 《易经》 《道德经》等共7本。接着他又抽出一本厚厚的法国人写的讲中国皇帝的书，说很有意思。我说：“您都看过了？ ”他说：“当然！ ”但他并没有把我们的注意力限制在这些书上，他很快把它引到那些他所心爱的欧洲哲学书籍上：康德、黑格尔、莱布尼茨、叔本华、尼采、谢林……他津津有味地一边介绍，一边一套一套地指给我看。同时，他还不无自豪地指着高处一本厚厚的书，说：“你看，我也有马克思的《资本论》 。 ”这使我感到惊喜，不禁问道：“你读了这本书觉得怎么样？ ”他回答说：“当然是不错的。马克思是哲学家嘛。但马克思写得最好的还是《共产党宣言》 。 ”这话出自迪伦马特之口，是合乎逻辑的，他仅仅把马克思看作一位哲学家，当然不能理解《资本论》这部划时代巨著中最本质的内容，而《共产党宣言》中那磅礴的气势和精湛的文采就是对一个并不理解它的内容的人也是具有强大的征服力的。
这时的迪伦马特给我的印象，仿佛他是一位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他几乎言必称哲学，以至提到7年以前（1975年，编者注）西德总理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的会见，说：“据说施密特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和他交谈的是哲学问题。这很有意思。要是能知道他们讲些什么就好了。 ”说话时他眉宇间舒展着一种天真的笑容，语气中流露着好奇而兴奋的神情。我说，可惜我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是的，迪伦马特从小就喜欢思考问题，年轻时更专修过哲学，这给他的作品打上明显的烙印，甚至我们有理由责备迪伦马特，他的作品中有时哲学味道似乎太重了，以致他笔下有的人物往往不得不充当他的某种哲学观点的传声筒。
由于以上原因，迪伦马特和一般作家不同，他的藏书室里文学书籍并不占突出的位置，而且陈列在不显眼的地方。走到这排书架前，他并没有停下来谈论什么，也没有把哪位作家的作品指给我看，只是顺手从书架里抽出一本最近出版的新著《素材》 ，签上“作为在纳沙特尔见面的留念”后送给了我。这是一本内容相当丰富的书，作者似乎想通过这一著述整理一下他一生的历程。
短短几十分钟的接触，深感这位老人的平易近人，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他和蔼可亲的态度中，总是透露着他对中国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国家的兴趣，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尊崇，对中国人民尤其是读者的情谊。这时，我想该请这位大师坐下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了。但他似乎对我的心情并无体察；他提出去餐馆请我们吃饭。我立刻想到，德国人与客人谈问题一般都是在酒楼或咖啡馆里进行的，看来瑞士人也一样。我不禁说：“为了节省时间，就在您家里简单吃点就行了。 ”迪伦马特不无歉意地说：“遗憾得很，我不能在家里款待您，因为我连一个侍女都没有，妻子又不在家，她要下午四点才回来。 ”后来，在汽车里，我诚恳地对迪伦马特说：“您年龄这么大了，工作又忙，应该请个侍女呀。 ”他说：“请侍女不是那么容易的，甘心当侍女的就不多，愿意好好干的则更少，而且都贵得很呀。所以，我的生活只好一切从简。 ”啊，可尊敬的作家，您的辛勤的劳动不断为千千万万的人们提供着美的享受，但千千万万的人中却没有一个人来减轻一下您的负担！过去我曾以为您也是一个腰缠百万的富翁了，可是您不是，远远不是！
就要离开这座别具一格的书斋了，这座作家在这里呕心沥血了三十年，熬白了他全部须发，但为世界现代艺术宝库增添了瑰宝的书斋！我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相机，我要把作家连同他的环境一起拍下来，以便带给祖国的读者。但基特勒先生事先提醒过我：“如要给迪伦马特拍照，必须事先征得他的同意，欧洲人有的是不愿意随便让人照相的。 ”我照他的意见做了。迪伦马特欣然同意。于是我请他坐到书案前，并要他只顾看书或写字。一会儿，他似乎很快进入了“角色” ，真的拿起笔全神贯注地修改起他的稿子来了。我连忙打开闪光灯，从不同角度给他拍了几个镜头。但他久久不能从“角色”里出来，我们只好在一旁等着。到他“醒”过来以后，他马上说：“您是我接待的第一个中国客人，我应该和您合个影。 ”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那面织有“风雨鸡鸣”的织锦，做出在欣赏的样子，我也拿起他送的那本书。照完后，他又恍然大悟似地说：“哦，我应该捧着您送的书照一张。 ”照完后，我走到大门口，准备从这幢住宅正面的角度，拍下这个临湖的前景，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美丽的前景，迪伦马特才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他的终身住所；也正是为了这个前景，他曾不惜代价，买下前面的地皮，以免被别的新楼遮拦。但我没走几步，突然听到一种倏忽而过的声音，只见两只年轻强壮的灰毛犬向我直奔来。霎时间，我脑海里立刻闪现出这一情景——这是我在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读到的一份瑞士旧报纸上的记载：一位导演为了商谈工作去拜访迪伦马特，还没进门就与他的两只凶猛强悍的灰毛犬遭遇，这两只畜牲竟不分青红皂白地左右开弓，将客人咬得鲜血淋漓，使他不得不去医院进行包扎，重新买了衣服再去。如今这两只狗的外表仍像它们的前辈那样：灰毛、强悍。我心想糟了！刚进门时它们就曾发出狺狺之声，蠢蠢欲动，只是仗着它们主人的庇护，才免遭了一场劫难，难道临离开时还非得补上这一课不成吗？这时我心头又浮现出刚看完上述消息时产生过的暗影：为什么像迪伦马特这样具有人道精神的大作家竟然豢养两只会伤人的恶狗？此刻两只动物早已到了我们身边，出乎我的意料，它们不仅没有向我进攻，相反表现出异常的友好亲热。它们现在很明了主人的意向，立刻和主人组成了“仪仗队”向异域来客表示这样友好的欢迎，我不禁举起相机连同抚摸着它们的主人一起拍摄了下来，以示答礼。
蓝天野导演为北京人艺会员讲解迪伦马特与《贵妇还乡》 王雨晨 摄
后来人们告诉我，迪伦马特豢养的不是供玩赏的哈巴狗，而是看门用的警犬。哦，操劳的作家，你的作品告诉人们：人类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里。如今你的警犬又告诉我：你甚至在自己的家里也都是缺乏安全感的！
迪伦马特又吃力地驾着车陪我们去吃饭。但他没有在附近，也没有在市中心去找饭馆，开了十几分钟，一直把我们带到一家位于近郊的、较为僻静的、不大的饭店，叫诺伯特饭店。饭店的楼下是餐厅，餐厅包括前后两进，不算大，格调既古旧又高雅，而且十分清静，初去时只有三四个顾客。这时我明白了，迪伦马特选择这么老远的地方，是符合他的情趣的：这里像他的住宅一样，离湖很近，虽然室内看不见湖面，但人静时，可以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这里偏僻，顾客较少，因而有较大的空间，便于说话，就像他需要有那样一个宽大的工作室一样。迪伦马特径直走到里进，让我们在一张靠窗的桌旁就座。他显然是这里的老主顾，老板（一个模样朴实而精明的北欧人）和服务员（他们的穿着俨如高雅的绅士）一齐上来和他
握手寒暄，其中两位服务员后来就几乎一直站在旁边，随时听候吩咐。迪伦马特首先对老板说：“我来了一位中国客人，会讲德文，请您款待一下。 ”接着迪伦马特问我喜欢吃什么。基特勒先生抢着回答：“他喜欢吃中餐。 ”迪伦马特噘起嘴巴，不以为然地说：“中国人到欧洲来还吃中餐！ ”基特勒和我都不禁笑了。我们笑了，不仅是因为迪伦马特的这一反驳中肯而幽默，而且还因为他语气中包含着自信和诚恳，似乎在说：非叫你吃一顿满意的西餐回去不可。但我看了看菜单，名堂很多，不知何者为名菜。突然我想起昔日在西湖一家餐馆吃“西湖醋鱼”的情景，于是我说：“在我的家乡省城也有个湖，名叫西湖，它不如纳沙特尔湖大，但和纳沙特尔湖一样美丽和有名。那里名菜是用西湖的鲜鱼烹饪的。想必贵馆也有用纳沙特尔湖的鱼烧的菜吧？ ”服务员马上说，有，有。迪伦马特吩咐一句：“请把鱼刺剔掉。 ”但迪伦马特显然发现我没有挑中风味菜，于是下几道菜就由他主动向我推荐。我这才知道，原来西餐中也有让我们倾倒的东西。
除菜以外，迪伦马特还恳切地向我劝酒。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首先问客人喜欢喝啤酒还是葡萄酒，一上来就说：“我要请您领略几种本地的名酒，您先说说您喜欢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喜欢甜味的还是酸味的？ ”我说我喜欢甜的。于是他嘱咐服务员给我斟了满满一杯红葡萄酒，说这是当地产的最有名的葡萄酒之一（可惜像他向我介绍的名菜一样，名称我都没有记住） ，单看那颜色，就不能不叫人称美。我不禁想起李白那有名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对，今年不是迪伦马特的花甲寿年吗？这一杯美酒是应该用来祝贺他的福寿的。于是我和基特勒先生都不约而同地举起杯子，祝这位辛勤的老作家健康、长寿、多产。迪伦马特连忙说：“您是远道而来的稀客，这酒当然是应该为您洗尘嘛。 ”他的酒量不小，一杯接一杯地喝，我哪里是他的对手！但主人似乎毫不理会这点，在我的头开始晕眩的情况下，他还想“火上加油” ，还要请我喝烧酒，说这是当地人最爱喝的一种名酒，烈度并不大，介于葡萄酒和一般烧酒之间（事后我在信中问他这是什么酒，他回答：“这是用覆盆子属的一种酱果酿造的酒，产于德国的‘黑森林’ ” ） 。“如您实在不能喝，您就尝一口吧。 ”看他那恳切之意，盛情难却，只得同意尝一尝。于是我的头更重了。可主人却谈兴益浓，滔滔不绝，似乎他毫不顾及对方是访问学者，是随时要提问题的；他也似乎全然忘记了我是外国人，不时夹几句方言和法文。幸亏基特勒先生学过法文，也能听懂一部分方言，他恰逢其时地临时充当了我的“翻译” 。
欧洲人正式请客吃饭一般都有“三部曲”，正餐之后，来一趟水果和点心，是为副餐，最后是咖啡或茶。已经吃了十来道菜了，哪里还吃得下点心！这时迪伦马特似乎想到他没有照顾到我“爱吃中餐”的特点，想来补救一下，他又一次像劝我喝烧酒那样，殷切地问道：“那就请您吃一种中国点心吧——您爱吃上海的什么点心？ ”我平时对点心并没有什么爱好，也不知道上海什么点心最好吃――哎，他为什么老将我这个“土老帽”的军呢？但主人那期待回答的目光，不容我考虑半天，便随便说了个“奶油蛋糕” 。迪伦马特如释重负地说：“奶油蛋糕，上海奶油蛋糕，好办好办。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上海奶油蛋糕” ，我尝了一口后，迪伦马特马上问： “怎么样？像不像上海奶油蛋糕？ ”我说：“很像很像，实在好吃！ ”他愉快地笑了。
这些细节写来不免流于琐碎，但它们很能说明迪伦马特的性格和为人的某些侧面。首先，迪伦马特待人是相当热情、诚恳的，他请你吃饭，不仅要让你吃饱喝足，而且要让你吃得香甜痛快，他唯恐你没有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无形中使你感到一种友情的温暖。其次是他的乡土气，他非常注重让客人品尝到具有地方风味的独特饭菜，这同他作品中所体现的地方色彩和艺术上的别具一格是一致的。第三，他颇为自信。自信，不等于主观。他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饭菜一一推荐给客人，而似乎并不担心对方是否满意，联系他在创作上，虽然也有批评家指出他的某些作品的缺失，但他自己谈到这些作品时总是振振有词的。
《贵妇还乡》剧照 李春光 摄
北京人艺创排的《贵妇还乡》剧照 王雨晨 摄
纳沙特尔湖畔听细涛
在吃饭期间，迪伦马特根据我的提问，谈到许多文艺中的问题。由于他谈兴很浓，你要想插话或提问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不得不把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他作品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加削减，在他的滔滔不绝中伺机随时插入。
我首先关心的是他的新作《素材》的创作情况，这看来也是作者自己目前最关心的事情，所以他谈得比较多。他说，“素材”这种形式比较自由，它终于使作者从各种文学形式中解脱出来。材料很早就开始积累，最初只有二十页，本来想写篇小说，但由于经济原因，他觉得写剧本来得更快，于是写成了悲喜剧《老妇还乡》 。但原来的材料越积越多，现在计划写三部《素材》 。但第一部出版后，许多批评家都对它误解了，例如在第一篇故事中，他们就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法院发言人“我”不是代表一个人，而是代表两个甚至三个人，他们把这个“我”同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这个“我”等同起来，仿佛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这时我赶紧插进一个问题。在他花甲诞辰的前夕，他曾应《文本＋评论》杂志主编L·H·阿诺德的要求，扼要地谈了谈自己一生来的所有戏剧作品，冠以《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论F·D》的总题目。F·D是迪伦马特名和姓的第一个字母。他把F·D当做剧作家自己，却似乎又不完全相同。进入创作阶段的作家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游离开自己，或者说生活的逻辑游离了哲学的逻辑，因此出现了巴尔扎克违背自己的政治偏见的例子。何况人是变化、发展的，60岁时的迪伦马特与34岁写《老妇还乡》时的迪伦马特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迪伦马特的这一特点引起广泛的注意：他不断修改、改写甚至重写已经发表过的作品，直到1980年出版二十九卷文集时，他还对其中的许多作品包括《老妇还乡》作了不少修改。所以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问迪伦马特：“您能否谈谈您为什么要把自己和F·D分开吗？ ”我期待着他会有一番有趣的、精辟的解释。然而，他的回答却让我出乎意外：“那是一种谐谑。 ”他的口气中似乎还包含着“仅此而已”的意思。但果真仅仅是一种谐谑吗？我至今仍存疑。
围绕他的新作，迪伦马特进一步展开了他在家里已经涉及的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话题。他说这个神话使他感兴趣的是希腊人对于人所产生的想象，尤其是这个神话的怪诞性。在他家里的时候，迪伦马特还谈到，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吸引他的是它的叛逆的、革命的主题。而他要给这个素材以这样的命题：每当人们不再相信神了，或者当他们把神当做他们自己幻想的产物时，革命就发生了。
在谈论神话时，迪伦马特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每个神话都有喜剧性的一面，就好比那旋转着的足球，一面是喜剧性的，一面是悲剧性的。他在他的小说中讲到过神话《俄狄浦斯王》的喜剧性的一面。迪伦马特这里所讲的涉及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而这一哲学命题在他的戏剧理论和戏剧创作中构成了他的一个根本性的美学特征——悖谬性悲喜剧艺术。
西方有人认为，迪伦马特是在卡夫卡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欧洲两个受卡夫卡影响最深的戏剧家之一。于是我问他对这一说法的评价如何？迪伦马特有点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说：“与其说我受卡夫卡的影响，不如说我受布莱希特的影响。想想看吧，在‘第三帝国’时期（即迪伦马特从事创作的初期）瑞士是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一个‘孤岛’ 。 ”他的意思是说，他在二次大战之后才有机会读到卡夫卡的作品，而那时他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了。我说：“我感觉到，在您的作品中有某些卡夫卡的特征，是吗？ ”他说： “对了！有某些特征，是可以这样说的。 ”
有人认为， “迪伦马特是布莱希特死后最重要的德语戏剧天才”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布莱希特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基本的艺术观上，他们是有区别的；在艺术表现方法上，除了相同点以外，也有显著的差异。我认为，他们在要不要“推倒最后一堵墙” ，即要不要“打破舞台幻觉”上是并不一致的。布莱希特的“间离法” （即“打破舞台幻觉” ）可以说代表了欧洲现代艺术的一种新趋向、新特点。现在迪伦马特在说到他自己受到布莱希特影响时，我不能不问他对这个问题（即要不要“打破舞台幻觉” ）的看法。他回答说：“舞台幻觉是用不着‘打破’或者‘间离’的，像布莱希特那样。因为每个人进剧院时，他都清楚：他眼前看到的仅仅是戏。 ”
从“幻觉”他又谈到“幻想” ，认为幻想是一种“认识工具” 。有了幻想才能获得“即兴奇想” （der Einfall，这是迪伦马特戏剧理论中用得相当多的一个词） 。这对于自然科学同样是适合的。在这方面人们一直误解康德的观点，即生产的过程也是逻辑的过程。微分学和现代原子物理的裂变说，没有幻想怎么能够想象呢？这时，迪伦马特使我感到惊讶，他居然提到了中国科学家发展了基本粒子论的“盒子论” ，因为这件事我作为中国人一点都不知道。
在谈到认识论的时候，迪伦马特发表了这样的见解：逻辑性和合理性不是一回事。他说：“合乎逻辑的东西，还远远不是合理的。看一看我们的现实好了。 ”迪伦马特的这一论断似乎是同黑格尔的这一命题唱反调的，即“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在迪伦马特看来，凡是现实的，并不就是合理的，但它是合乎逻辑的。他认为，矛盾并非存在于事物之中，而是存在于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之中。他说，伽利略之所以不能证明哥白尼体系，因为他的推算没有以开普勒的椭圆轨道说为基础。虽然后者把书送给了他，但显然他没有读过。
迪伦马特显然不喜欢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而偏爱主观唯心主义者康德。对前者他一再讲到其缺点，对后者则总是为之辩护。为什么呢？在他的藏书室，当谈到黑格尔的时候，他认为黑格尔的抽象推论太重了。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迪伦马特对这两位德国哲学巨头褒贬的要害是美学：黑格尔代表的是重客观的“模仿论” ，而康德代表的是重主观的“表现论” ；前者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后者则正方兴未艾。
他从哲学又谈到历史，说有一次他生病时看了一本厚厚的亚洲史，其中讲到土耳其人把中国丝绸带到波斯（即今伊朗） ，而波斯人在丝绸贸易中占有垄断地位，他们当场把土耳其人带去的丝绸给烧了。但后来土耳其人再一次带了这么多丝绸去，并把它赠送给拜占庭，拜占庭人利用这些丝绸在市场上把波斯商人的价格狠狠地压了下去。迪伦马特从这段历史故事又联系到俄国，说俄国人很早就对伊斯兰人怀有恐惧，人们必须从这一历史背景来理解他们现在对阿富汗的入侵。好几个重要的伊斯兰文化圣地已经属于苏联版图了，例如萨马尔汗等地。
迪伦马特在这里巧妙地把历史和现实的国际政治联系了起来，抨击了超级大国的扩张政策，而这一点同他某些重要作品的思想内容是直接相关的。于是又使我找到了机会，把我久已想提的问题提了出来。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我感到有两个强大的声音——一个是作者对大资产阶级垄断欲的描绘和揭露，一个是对大国强权政治的谴责，它们像交响乐中的主旋律那样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在我所知道的现代世界大作家中，像迪伦马特在作品中涉及这样重大的政治性和国际性主题者相当少见。但我这样的感觉和理解究竟符合不符合作者的原意呢？这时我及时接过他的话茬向他提了出来。对于第一个问题，他回答说： “是的。但请注意，我反对一切垄断，不仅反对资本家的垄断，而且也反对国家的垄断，比如苏联。 ”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回答说：“这是对的。苏联和美国今天都是统治世界的大国。但苏联现在是孤立的，它到处受到仇视，不得不担心它的威信，这就产生恐惧。不过美国实力更大，因而更具有潜在的危险，它今天正对苏联进行包围。 ”
迪伦马特不仅是个有世界影响的剧作家，也是有独特见解的戏剧理论家。作为理论家，他不可能不关心当代世界戏剧发展的趋向和特点。因此，我也请他对这一点发表意见。他的回答很扼要，说： “现在的戏剧多是官办戏剧，津贴太多，这就不能刺激剧院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求得存在和发展。 ”在他看来，这是戏剧的终结。有出路吗？有的。他认为他在小剧团、流动剧团或电影那里看到了未来。在提到电影的时候，他谈到他自己刚刚写完了一个电影剧本，题名为《麦岱斯》 （Mides） ，可能将由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拍摄。他说搞电影跟搞戏剧不同，电影的画面大大多于语言，而思想寓于画面之中。
迪伦马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写的戏剧影响都不大，是他跟不上新的时代潮流呢，还是时代潮流背离了前辈传统而走错了方向？这是我大略考察了战后西方德语戏剧的发展后比较关心的问题。现在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其本人的戏剧史与战后德语戏剧史几乎是同年龄的，于是我请他谈谈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德语戏剧的印象。但他的回答颇使我感到失望。他说，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这些年来，他几乎不上剧院，在纳沙特尔什么剧院也没有。他自己连作家协会会员也不是，正如埃利亚斯·加奈蒂（1981年诺奖得主）说卡夫卡是“一个在本国的中国人” 。迪伦马特说他也是这样的情况。
迪伦马特的艺术是新颖的，故有人曾把他归入荒诞派，但迪伦马特戏剧与荒诞派戏剧除了哲学前提或者说在对现实的看法上有某些共同点外，在基本的艺术表现方法上是大相径庭的。那么还是趁此机会当面聆听一下迪伦马特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吧。老人回答说：“我认为荒诞派戏剧是一句口号，这种戏剧联想多于逻辑。 ”说完，他突然又转到创作上去了，说他认为创作过程有三支根系：逻辑、联想和回忆。至于这个或那个占主导，这是次要问题。这时饭店来结账了，打断了这一话题。此后不知他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这一问题就再也没有涉及。
风趣横生显本色
上面这席谈话如果是一气到底的，那么这顿饭尽管有佳肴美酒也会是乏味的。但我们的主人不愧是一位艺术家，他似乎随时随地都能发挥他的艺术。像他在戏剧中能把沉重的悲剧主题通过滑稽幽默的喜剧形式表现出来一样，即便在饭桌上他也能把文学、哲学、历史甚至政治的一些严肃问题通过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他调动了他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想象和诙谐的特长，经常穿插一些神话、轶事和笑话，一会儿把你带到幻想世界，一会儿又把你引回现实中来，使得你不时驱散倦意的袭击，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不管他看见什么，都能引起话头。老板一转身，他就向我们介绍说：“他不是本地人，而是三百年以前从挪威移居来的侨民的后代，所以你看这店里的员工都比瑞士人特别是我们伯尔尼人高贵（这使两位服务员感到不好意思起来） 。我们伯尔尼人民是滑稽的人民，有一种爱浪游的癖好。在纳沙特尔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是从伯尔尼游动过来的，包括我自己。 ”他打趣说：“只要我们来个总动员，一夜工夫便可以把权力夺过来。 ”
但他还是热爱他的家乡伯尔尼，认为它是最美丽的古城之一，劝我们务必去看看，并建议我们回去时从那里经过（后来我们果然选择了这一路线，可是经过伯尔尼时已经撑灯，看不出它美丽的市容了） 。他推荐我们去看的第一个城市是瑞士的弗赖堡，他说那是最阴森可怖的城市，有一种卡夫卡作品中的气氛，因为它建筑在一条沟壑里，古市场在斜坡上。接着他又讲起这个城市的许多鬼怪故事。但最后他说他最喜爱的鬼怪故事是中国的，说有个学者正在灯下看书，这时一个脑袋只有豌豆那么点大的鬼魂从门缝里挤进来。他越走越近，脑袋越来越大，变得巨大无比。但当鬼魂走到跟前时，这位学者突然把灯火吹灭，说今天我对鬼不感兴趣。迪伦马特说，这是非常智慧的。
迪伦马特显然想使他的话题尽量不离开中国这个主题。当他见到汤碗里有几根面条时，马上说：“这面条倒是中国人的发明，兴许是马可波罗把它带到我们欧洲来的。在中世纪，吃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没有面条，没有土豆，没有糖，只有蜂蜜。 ”我顺便问他爱不爱吃中国菜？他说喜欢吃，在美国品尝过。还说，纽约的中国菜比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国菜好吃。
最后饭店老板拿来签名簿要我题词。我问老板用什么语言写？迪伦马特抢着回答：“用您的母语写！ ”我便用中文草书了两句话：“感谢贵店的热情款待，祝贵店生意兴隆，蒸蒸日上。 ”轮到迪伦马特签名了。他接过本子，握好笔，问我刚才写的是什么意思？我用德文说了一遍，他笔录了下来，句末郑重其事地写上“迪伦马特译” 。对于他这出人意料的诙谐的一笔，大家不约而同地报以一阵快慰的哄笑。
时针已经指向四点半，我们不得不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向迪伦马特告别。但老人显然酒兴未尽，说他还要留点余地跟他的百岁老友加克涅宾干一杯去。
纳沙特尔湖水在淡淡的夕阳下泛着细浪。迪伦马特满面笑容和我在车前合了最后一个影，然后驱车徐徐离去……
迪伦马特《物理学家》剧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
孟京辉以迪伦马特多部经典剧目为创作灵感而创编的荒诞舞台剧《蝴蝶变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