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的新生

丹 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

    1950年藏历新年初一，我家来了一个“折嘎”，我那时4岁多。天还没亮，门口就传来“吉祥如意，万事圆满”的说唱声。我急忙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然后躲在大门后面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衣裳破烂、蓬首垢面、骨瘦如柴、身单似叶的男孩，脖子上挂了一条又细又短、又脏又烂的哈达，左臂挂着一件白色的羊皮面具，左手端着一个又大又旧的破木碗，右手提着一根5尺多长的木棍。他先清了一下嗓子，然后声音洪亮地朝着油漆大门说唱起来。“哈哈！菩萨胜利了，王爷胜利了，庆贺，庆贺。今天是个好日子，看天，明媚的阳光照射在老爷屋顶，您的高寿如千年古松；看地，五色的鲜花盛开在太太床前，您的容貌如百年荷花。今年贵府，库里装不下金条银元，锅里煮不完牛头羊头，身上穿不完豹皮虎皮；您家的千金，脸庞月儿一样圆，腰身竹子一样软，头发兰草一样柔，出嫁的彩礼，又可以盖一座宫殿。我这等人，永远带走的是影子，留下的是脚印，天上飞的鸟儿，没有比麻雀更小的，地上活着的人，没有比折嘎我更苦的……”这时，我家的管家一改往日那种点头哈腰的模样，而是龇牙咧嘴，目露凶光，气冲冲地拉开大门，随手丢给一小块三指宽的风干肉，不耐烦地连声吼道：“走开，走开，别在这里乌鸦叫似的！”小孩看了一眼那小块风干肉，“咕咚”一声瘫坐在地上，如同散了骨架似的，眼里含着泪花。

    “折嘎”是藏语，意为“白发老人”。相传远古时候，在西藏遇到战争胜利、狩猎丰收或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年高德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美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说唱“折嘎”的人，在旧时代的社会地位和乞丐一样。藏历新年初一，大户人家都盼着折嘎来赞美几句，带来吉祥的兆头，也是折嘎乞讨的好日子，一年的生活好不好就看这一天能讨到多少。

    1960年的藏历新年，是个史无前例的新年，这是西藏平头百姓昂首挺胸的第一年，人人拥有田地畜群的第一年，西藏历史翻开新一页的第一年。初一早晨，我家第一个推门进来拜年的是县工作队的刘队长，他领着十多个工作队员，手捧洁白的哈达前来拜年。父亲拥护改革，把空闲的房子让给工作组住，也因此成了爱国统战人士。互道祝福之后，父亲对刘队长说：“今天是喜庆的日子，连折嘎还没有说唱，您就亲自赏光，非常感谢！”刘队长的翻译是个藏族军人，名叫扎西，浓眉大眼，高鼻宽肩，一身得体的黄布军服，配上闪着红五星的军帽、整齐的皮带、小巧的左轮手枪，显出一种英气蓬蓬、神武有力的风采。扎西翻译完刘队长的话，便问父亲：“老爷是不是很喜欢听折嘎？”父亲说：“是啊，我每年这个时候都能听到折嘎清亮的祝福声，今年更值得祝福。”扎西不慌不忙，把端在手里的酒杯放在桌上，脱掉军帽和上衣，端端正正地站到客厅中央，脖子上挂了一条又宽又长的洁白的哈达，面朝父亲和刘队长，大喊一声：“哈哈，恭喜，恭喜，吉祥如意！”接着整了整衣领，高山流水般地唱道：“藏历新年到了，今天是个好日子，看天，红太阳光辉照到了西藏，看地，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折嘎我来自东方，是开了珍珠山的大门来的，西藏洁白的雪山是珍珠堆起；折嘎我来自南方，是开了玛瑙山的大门来的，西藏鲜红的土林是玛瑙堆起；折嘎我来自西方，是开了翡翠山的大门来的，西藏绿色的草原是翡翠堆起；折嘎我来自北方，是开了琥珀山的大门来的，西藏黄色的寺院是琥珀堆起……”大家听着扎西的说唱又惊又喜，我奶奶更是喜不自禁，不停地用上衣袖子和粗糙的手掌擦着眼泪。

    扎西坐回原位，父亲十分纳闷地问：“扎西啊，你折嘎说得这么地道，是跟谁学的？”扎西有点难为情地说：“不瞒老爷，我从小说折嘎长大的，10年前还在您府上说唱过。”扎西的回答，使笑声不断的客厅一下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老管家蓦然一惊，手里的酒壶差点落在地上，脸颊涨得通红，静静地站立着，浑身似乎有些震颤。这时，扎西又一次站立起来，走到老管家跟前，接过酒壶，端起酒杯，面带笑容地告诉管家：“今天，我们平等了，都是朋友，也可以说是同志，这喜庆的日子里，我给你献一首酒歌。”接着唱道：“今天我们再次相聚，祝愿相聚的人们，永远平安幸福……”客厅里又一次活跃起来，歌声、笑声、碰杯声，声声打动着每个人的心。

    藏历初六的深夜，天上没有云，月亮一露脸，满天的星星惊散了。扎西房间的油灯亮光透过窗纸忽明忽暗，我好奇地走到门口，轻轻地敲了一下，扎西把我让进屋里，并请我坐在床沿上。他手里翻动着一本薄薄的小书，此前我翻的全是厚厚的长条经书，从没见过这么小的书，不禁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书？”他笑了笑说：“这是党章。”我又问：“什么是党？”他沉思了片刻说：“党是最好的人聚在一起的队伍。”我再问：“那你是最好的人啦？”他摇了摇头说：“我干的是最好的工作，帮助所有有困难的人。”

    夜深人静，我还舍不得离开，扎西在我好奇的催问下，讲起了他的故事。扎西的父亲是西藏昌都人，上无房下无地，是个一天换一个地方睡，一天换一个路面走的流浪艺人。扎西从记事开始，跟随父亲从金沙江畔的德格出发，父子俩走过了许多部落。白天，他们沿着一座座牛毛帐篷，讨些骨头和奶渣充饥，夜晚，他们就挤在别人的羊群堆里过夜。走了5年，才到拉萨，挤进了乞丐村。所谓乞丐村，就是一个既没有遮雨的篷，也没有挡风的墙，用烂木头围起来的露天沙地。这里聚集着囚犯、乞丐、流浪者。扎西父子白天走街串巷，只要碰上豪宅大户，就来一段折嘎，要点赏赐；晚上蹲在转经的路边，或拍手唱歌，或念诵经文，向香客乞讨，深夜才回到乞丐村，拥挤在横躺竖趴的人群中相互取暖过夜。不久，父亲全身长满冻疮，溃烂感染，悲惨地结束了生命。

    从此，扎西成了这陌生的古城里一块被人们抛弃的垃圾，一片从树上掉下的枯叶，唯一的目标是活下去。有一次，他四天没有进食，饿得头昏脑胀、眼冒金星，看到一个烧饼摊，饥不择食地用自己唯一的“财产”——一块旧毛毯换了一个冷硬的烧饼充饥，还差点被哽死。古老的城市对流浪者来说，只是眼里的盛宴，毕竟遥远的故乡才是梦中的思念，他选择跟随一个马帮走上回家的路。一年多的山路，全凭赤足行走。一个马锅头开玩笑说，扎西脚上的茧比马掌还结实。一路上，闲暇时间，他就用自己制作的六弦琴为马帮弹唱民歌，混口饭吃。走了一年，唱了一年，回到昌都，他发现一切都变了样。穷人、乞丐都可以到供应站领取粮食和布料，发放的人穿着黄军装，头戴五角星，人们称他们“亲人解放军”，街上的货物多了，人们的穿戴新了，人与人的地位平等多了，歧视谩骂的少了，昌都和平解放了。扎西捧起六弦琴，唱起民歌，“东方升起了明媚的月亮，繁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温暖流遍了我全身……”哪家有喜事，他的身影就出现在那里，他不仅学会了弹唱，还学会了跳舞，而且舞姿轻盈优美，舞步潇洒飘逸。

    有一天，昌都街头张贴出征兵通知，扎西喜出望外，挤在人群中报了名。一个营长笑着说：“我早就认识你，现在就留下来吃饭吧。”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最体面、最有尊严的一次礼遇。他先是在营部劈柴、烧水，后来放马、送信，还渐渐学会了汉话，又开始学习汉字。一天营长告诉他：“你这么有艺术才华，不一定去当兵，可以到地区文工团工作。”扎西恳求营长：“您是我这一生第一个请我吃饭的人，这里是我第一次拿劳动报酬的地方，我跟您走定了！”就这样，扎西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还成长为一名营级干部。

    1980年的藏历新年到了。初一早晨我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西藏新闻，电台里传出的却是：“哈哈，恭喜，恭喜，今天是个好日子，藏历新年到了，看天，太阳周围飘彩云，看地，雪山脚下鲜花开，看人，喜气洋洋逗人乐。”这声音十分耳熟，我屏声息气，继续听下去。“折嘎我来自东方，是开了珍珠的大门来的，除掉四害大快人心，各族人民心情畅快；折嘎我来自南方，是开了玛瑙山的大门来的，三中全会春风吹遍，四化建设加快步伐；折嘎我来自西方，是开了翡翠山的大门来的，党的政策温暖人心，民族文化繁荣昌盛；折嘎我来自北方，是开了琥珀山的大门来的，金杯银杯高高举起，面向东方唱起赞歌……”最后，是播音员清脆的声音，“刚才是民族艺术研究所著名艺术家扎西说唱的折嘎《梦中的吉祥》。”我久久站在收音机前，心潮澎湃，激动、兴奋、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才知道，扎西从部队转业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还读了研究生，专业仍然是民间艺术，成了西藏屈指可数的艺术人才。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扎西不幸逝世。他的丧葬是按藏族习俗办理的，唯一不同的是，在他仰躺的木枕边，除了一盏明亮的酥油灯外，还摆放着一本封面和封底用牛皮纸糊起的小书，我一眼就认出那是30年前，他当工作队员住我家时翻看的那本小书——“党章”。他夫人告诉我，这是扎西的传家宝，也是他的必读书。

    临走时，他夫人用颤抖的双手，将一个黄布包交给我。她说：“扎西病重后嘱托我，将这包东西亲手转交给您，望您看看有什么用途。”我轻轻地打开黄布，里层也是一块黄布，再打开是规格一致，手工装订成的整齐的三本书稿，第一本是折嘎说唱集，第二本是民歌专集，第三本是民间舞蹈选编。这就是一个流浪艺人最后留给后人的饱含汗水、泪水、智慧和勤劳的精神财富，最后献给世人的爱心。